原标题：加速数据资源优势转化 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随着数据基础制度的逐一落实，我国迎来了数据要素政策和环境的黄金发展期，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加速迈进。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数据产量达8.1ZB，同比增长22.7%，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0.5%。

　　围绕数据要素发展谋篇布局

　　我国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政策文件，为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指明了方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表示，自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后，从生产要素的高度来释放数据的价值已成为我国数据战略的基本逻辑。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强调了数据隐含的巨大价值，也对数据价值释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随着多份重要文件相继出台，我国数据要素政策体系架构已初步形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数据二十条”明确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基本架构，为推动数据要素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各地区各部门据此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和配套政策。国家数据局的组建，进一步优化了数据管理体制，增强了促进数据要素发展的统筹力度。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关键在于实现数据价值的释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在2023年数据要素发展大会上发布的《数据要素白皮书（2023年）》指出，在推进数据开发利用、释放数据价值的过程中，不同类型数据面临不同的重点任务与关键问题，分类推进数据要素探索已成为当前共识。

　　何宝宏介绍，在数据资源存储、数据资源加工和数据安全等不同场景下，数据的分类维度多种多样。美国将数据分为公共数据和非公共数据两类并以此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欧盟则将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两类。我国的分类与欧美稍有不同，“数据二十条”提出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划分方式。

　　何宝宏坦言，目前这三类数据还面临不同的待解问题。比如，如何加大公共数据供给规模、推动供给提质增效，如何认定企业数据的业务贡献、促进数据价值“显性化”，如何在加强相关个人权益保护的基础上对个人数据进行开发利用等。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任重道远

　　国家的顶层设计逐步对数据要素各环节提出明晰的目标和要求，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进入活跃探索期。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纷纷加快数据要素领域的布局，围绕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场内外数据交易、数商生态培育，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新热潮正在涌现。

　　“在数据要素应用推广过程中，应牢牢抓住业务发展的核心问题，深入分析数据应用的具体路径，鼓励数据要素相关技术研发创新，推动数据要素在业务贯通、数字决策方面的价值释放。”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潘毅指出，目前我国对数据要素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要素市场基础尚不坚实，权益关系、价格机制、流通规则、技术支撑等数据要素市场的构成要件存在诸多障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仍需在培育和应用推广中加强建设。

　　如华东政法大学财产法研究院院长、互联网法治研究院院长高富平所言，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提是畅通数据流通渠道，建设安全规范、高效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但是数据交易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传统的资源交易。

　　魏亮强调，我国具有海量数据资源的独特优势，要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应用和产业培育三条路径并举，将优势转化为能力，加速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鹏飞介绍，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广东省目前已构建起政府与市场职责边界清晰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架构，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先后挂牌运营。到目前为止，两个交易所累计的交易额接近60亿元。

　　何宝宏表示，在制度建设加速的同时，新技术同样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大模型取得的突破不仅使人工智能技术发生了深刻变革，也对数据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仍然存在高质量数据集缺乏、数据供给产业生态不健全、企业数据资源获取成本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要素流通的目标所在。”何宝宏说。

(责编：杨曦、陈键)

　　“这份报告说我是‘鹦鹉学舌式的大外宣’，这并不是我。”美国视频博主郭杰瑞(Jerry Kowal)在一封致美国国务院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日前，自称是“独立智库”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表了一份关于“外国网红与中国宣传体系”的长篇报告，给二十余位在中国的外国网红贴上了“服从引导并宣传主旋律”的标签，声称中国“培养、利用外国网红”，从而“使其宣传渗透海外主流媒体”。

　　多位外国博主对该智库的诽谤深感愤怒，揭批其受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事实，并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在中国做博主的真实体验，呼吁恢复简单、真实的民间交流。

　　当事博主回应：相关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中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l)于2023年11月24日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外国网红在中国宣传体系中的作用》。该报告将一些聚焦中国议题的知名互联网博主描述为“被中国引导和资助”、宣传中国“主旋律”并反击“西方叙事”的宣传工具，并暗示中国有意培养了这样一批拥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粉丝的外国网红。

　　来自美国的郭杰瑞(Jerry Kowal)是一名千万级粉丝博主，其视频内容主要关于介绍美国文化和对比中美差异。后来，随着他知名度的提升并接受了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多家美国媒体纷纷给他贴上了“中国宣传机器”或“被中国洗脑”的标签。目前，郭杰瑞已停止更新视频一年多。

　　据统计，在ASPI的报告中，郭杰瑞关于中美防疫措施对比的视频被作为重要案例，其名字在整份报告中被提及至少12次。报告详细“人肉”了郭杰瑞的成长经历，并声称正是因为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对西方防疫政策持批评态度才让他在中国互联网上大受欢迎。

　　2023年12月6日，郭杰瑞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封公开信，指控ASPI利用美国资金不公正地攻击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郭杰瑞在信中写道：“ASPI的报告可能会影响美国国内舆论。我想知道，ASPI如此抹黑在美国和中国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订阅者的美国公民，国务院在资助这家智库时是否考虑了这一问题？”郭杰瑞要求美国国务院停止对ASPI的资助，并表示：“与ASPI的继续合作可能会让美国的价值观变得混乱，并对外交工作非常不利。”

　　郭杰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他正针对此事在多个国家对当事方发起诉讼，但由于司法程序还在进行中，他未能透露更多细节。在短暂的交流中，郭杰瑞表现出了对美国政府和这份报告极大的失望。

　　供职于《上海日报》的新西兰媒体人安柏然(Andy Boreham)是在ASPI报告中被重点调查和攻击的另一位视频博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道：“我第一次听说这份报告，是当时一位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请我对此发表评论。我告诉他我没读过那篇报告，甚至不知道是谁写的，因此我很难公正地发表评论。我问他可否把报告发给我一份，但他告诉我不能，因为报告还没有发表。我又问他，让我评论一份我没有读过的报告是否不太公平，他没有回答我。”

　　美国的全球接触中心是“黑报告”的“金主”？

　　在安柏然看来，ASPI将外籍博主描绘成中国的宣传机器“实在可笑”，因为正是ASPI这样的机构才是收了美国国务院的钱并不断炮制对华虚假报道的舆论战玩家。他说：“我认为这份报告是又一场由极右翼团体和军工复合体资助的无知且煽动恐惧的舆论战的缩影。”

　　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ASPI作为澳大利亚国防政策智囊团，除了享受国防部拨款外，其背后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法国泰雷兹这样的大军火商“金主”，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曾给该机构拨款45万美元，专门用于监视澳大利亚高等学府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污蔑、诋毁相关学者及其学术成果。2020年，澳大利亚独立记者鲁本斯坦在调查中发现，美国国务院曾在2018年至2019年通过下设的“战争与和平报告研究所”给ASPI提供了近10万美元的经费，而这笔钱并没有被ASPI如实报告。

　　长期以来，这家机构曾多次“碰瓷”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家所谓的“智库”长期服务于其背后“金主”的利益，炮制了大量涉华谎言谣言和虚假信息，其观点和线索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完全违背学术研究应有的职业道德操守，早已名誉扫地。

　　事实上，ASPI在澳大利亚国内的名声也不佳，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将该智库称为“澳大利亚‘中国威胁论’的总设计师”，前外长鲍勃·卡尔更直言该机构秉承的是“一边倒的亲美世界观”。

　　安柏然告诉记者，ASPI的报告最初注明了是由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资助编写的，但ASPI当晚删除了这部分内容，而他保留了最初版本报告的截图。

　　那么全球接触中心又是什么来头？美国国务院官网信息显示，全球接触中心的前身是2011年设立的战略反恐通信中心，于2016年更名。分析人士称，从特朗普时代起，该机构不再以反恐作为任务重心，而将其职责扩展到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等美国“对手”的宣传行动，该机构也是美国发动舆论认知战的重要平台。

　　一直以来都有批评称，全球接触中心将政府视为“真相仲裁者”，可能导致白宫不认可的叙事被边缘化。2023年2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称全球接触中心是个“不知名的机构”，并将其描述为“美国政府审查和媒体操纵中最大的罪犯”和“对民主的威胁”。

　　澳大利亚政治评论家、前外交官布鲁斯·黑格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SPI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武器制造商以及美国政府通过大使馆提供的资助。他称，澳大利亚紧随美国政府，深受美国机构和企业的影响。

　　安柏然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根据ASPI的想象，我们在中国的生活非常可怕、压抑和丑陋，而我们忍受这一切只是因为收了中国的钱……通过欺骗民众，美国国务院、武器制造商等能向被骗的人出售武器，从而赚一大笔钱。”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这么做的用意是想通过美国自身在国际舆论中的优势地位，把美国编造的关于中国的叙事传播给世界，从而散播一个扭曲、但合乎美国政治精英需求的中国的形象。美国反对和打击客观、平衡、理性的中国相关叙事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领域中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换言之，美国政府将话语权和传播力当作美国对华全方位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武器使用，可以说这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扣帽子”“禁声”“每年拨款3亿”，西方反华势力手段很多

　　郭杰瑞和安柏然并不是西方虚假报道的第一批受害者。英国前媒体人巴里(Barrie VVeiss，中文名白矛)也是活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名网红。巴里2014年来到中国生活，开始了他向世界分享中国见闻、同时向中国网友解释西方国情的历程。为打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息藩篱，他还专门创建了一个名为“靠谱中国”(Best China Info)的英文网站。然而，当巴里2021年发布视频揭露西方媒体如何对中国进行造谣后，其账号便被冻结，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曾撰文抹黑他是“中国虚假信息战驱动的网红”。

　　“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巴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后来我用两个视频回应了BBC的报道。我在视频中揭露了BBC在那次采访中的套路：他们给我发了电子邮件，问了我一系列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是为了给我‘答辩的权利’。我很完整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刊登我的任何回答。反倒扭曲事实，对我进行进一步抹黑。”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反华智库、媒体及政客诋毁友华外国人的手段很多。一方面，他们会不断抹黑说真话的人，给这些人“扣帽子”；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剥夺这些人的话语权，甚至要求其他媒体、平台不能给这些人发声的机会。

　　2021年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提议，从2022至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由此，美国对华舆论战的手段露出了“冰山一角”。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所谓“学术机构”也加入进来，形成一条生产、传播虚假信息的产业链。

　　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美国展望”报道称，美国众议院2022年2月通过的“美国竞争法案”是参议院2021年6月通过的更强硬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的对应版本，两个法案均包含拨款“促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条款。众议院的法案规定为负责“外宣”、声名狼藉的美国国际媒体署及培训外国记者的当地媒体项目拨款，用于为海外受众制作“批评中国的新闻报道”。而参议院的法案则旨在“排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鼓励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

　　在此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欧洲学者扬·奥伯格称此类行为“完全破坏了西方对自由媒体、言论自由和公正报道不同立场的自豪感”。宋忠平也对记者表示，有一些外国人士哪怕说的是真话、实话、公正客观的话，在美国国内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也体现出美国所谓“言论自由”是多么虚伪。

　　“我愿意亲自带他们参观”

　　安柏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各国的年轻网红们在中国度过美好时光并希望与世界分享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ASPI试图欺骗澳大利亚人，让他们相信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人都是被收买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

　　由于个别反华智库的所作所为，一些中外之间正当合理的民间交流都被政治化、污名化，被冠以“中国渗透宣传”等莫须有的罪名，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

　　宋忠平认为，一方面，针对外国某些智库对我们部分问题的疑问，我们可以大大方方让这些问题透明化，让谣言止于智者。同时，也应当欢迎国外人士经常来中国看看，事实胜于雄辩。另一方面，我们欢迎更多客观公正的国外人士来中国实地考察，“说一些公道话”。同时，国内一些智库或相关部门也可以多在海外发声，对国外民众关注的问题及时进行答疑解惑，让他们明白我们的认真公正。最后，我们也需要国内外民间人士共同把正义、公道的声音发出去，下功夫多说“接地气”的话，对国际舆论走向产生积极影响。

　　安柏然认为，对于像自己一样在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来说，坚持发声十分重要，他也呼吁更多西方民众和智库团队成员能来中国看看：“他们应该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是多么充满活力、有趣和令人兴奋，我相信他们会学到很多，我愿意亲自带他们参观！”

　　环球时报记者 胡雨薇 冷舒眉 刘 明

　　(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 【编辑: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