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厂”的路上，两个方向的年轻人都行色匆匆，有人心向往之，有人正在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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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王大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就碰上了“秋招地狱模式”。没有任何实习经历的他听说有实习经历才能拿到“大厂”(网络用语，指大型互联网公司——记者注)offer(录用通知)，便在暑假紧急找了一个，一边实习一边“海投”。由于缺乏经验，哲学专业的王大陆甚至投递了一个算法岗——而那家“大厂”，每人只能投递一个岗位。

　　翟一凡读本科时就想好了要进“大厂”，先后在一些互联网公司实习过。从秋招开始到现在，他已手握3个offer，求职季圆满落幕。“我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不希望别人9月已经决定了以后的工作，而我来年3月还在走流程。”

　　艾依从某“大厂”辞职的时候，正好赶上整个大部门的裁员潮，“我走的时候boss(老板)特别开心，他都没有留我，因为我顶了他们一个裁员的名额”。但她并不在意老板的想法，喜欢的领导升职了，喜欢的同事被裁了，工作一团乱麻，她只想一走了之。

　　通向“大厂”的路上，两个方向的年轻人都行色匆匆，有人心向往之，有人正在逃离。

　　“不会再进北京‘大厂’”

　　艾依在“大厂”工作了一年半，最终选择辞职考研，回到熟悉的校园生活。谈及未来，她坦言自己“不会再进北京‘大厂’”，大概率会在其他城市找一份“中小厂”的工作。

　　在做产品运营的一年多时间里，艾依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还需要在多方之间不停调和，这对不喜争执的她来说非常折磨。她接手的最后一个项目长达半年，其间甲方还换了总负责人，几乎所有都要推倒重来，“我整个人都很崩溃”。

　　跟具体部门的对接也非常困难，最夸张的时候，艾依需要同时和14位技术开会，技术之间不断争吵，最后把矛头对准艾依，让她来决定。后来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艾依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找上门来，“医生说，你这么年轻一个姑娘平时怎么生这么多气”。或许是烦闷积攒到了极限，项目一结束，艾依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职。

　　“大厂”的累众所周知，但你没有身处其中的时候，所有感触就像隔了一层雾，看不真切。这种累一些年轻人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人觉得不值得。

　　安薇今年一个“大厂”岗位都没有投，只参加了几个省的选调生考试和一些央企、国企的招聘。她曾经也有过去“大厂”就业的想法，但实习一次之后就放弃了，“我在‘大厂’的实习体验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效’，做的都是一些琐碎、程式化的工作，得不到太多的价值感。”安薇说，“(不像)我之前在某智库做的一些研究性质的工作，做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能对社会或者政府决策有一定帮助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逃离“大厂”的理由。比如，对艾依来说，她并不担心自己被裁，但周围同事的骤然离职却让她难以接受，“本来工作就累，每天陪你开心的人还没了，你说这还有什么意思”。安薇对“大厂”的向往在短暂的好奇和浅尝辄止后也消失殆尽，选择回到自己最习惯的泛体制内赛道，“已经到了秋招的节骨眼上，有沉没成本在，盲目转换赛道并不是一件好事”。

　　“大厂”“不香”了？不一定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与展望2023》显示，在应届生最想去的企业类型中，排名前二的是央/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得票率分别为45.15%和26.97%。

　　北京某高校职业发展中心的指导教师也表示，找他咨询的学生开始更多地关注选调和国企，将进入体制内工作视为一种稳妥选择。如此看来，稳定性和安全感似乎成为这届年轻人最为看重的职业特质，那么作为高风险、高回报代名词的互联网“大厂”，真的“不香”了吗？

　　某互联网“大厂”武汉分部的HR黄思思并不这么认为，“985、211的学生还是有很多投‘大厂’的，简历都筛不过来。而且据我观察，研究生投‘大厂’的似乎更多了。我接手的一个项目去年录取的有一半是本科生，但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发出去的offer全部是研究生。普通一本和二本的学生找工作的意识相对比较弱，所以我最近在疯狂地跑学校开源”。

　　翟一凡说：“不是我选择了‘大厂’，而是我适合去‘大厂’。”今年秋招，他一共投递了23个岗位，其中有22个都在互联网“大厂”。在“大厂”与裁员、35岁焦虑、薪资降级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他的选择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但他有自己的逻辑：“其实很多人才去国企，对于‘大厂’的HR本身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在五险一金或者房补这些工资之外的福利上面去克扣你。”

　　不只翟一凡有此感触，同样以“大厂”为主攻方向的方尹也认为，“大厂”在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上，横向来看，不比国企、央企或者其他行业差；纵向上也不比巅峰时期的“大厂”差太多。方尹说：“往年‘大厂’的校招很容易开出SSP(‘大厂’招聘时会将应届生分为3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白菜、SP、SSP——记者注)，刚进来的应届生甚至比已经工作了三五年的员工工资还要高。现在大家都是白菜价，其实也没有低多少。”

　　当然，“大厂”裁员和降薪带来的风险是事实存在的，受访者们也都认可这一点。在越来越多人追求安稳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更加追求短期的效益。在他们看来，任何长期的规划都有可能被打断，最理智的就是选择一段时间内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

　　也有一些年轻人被“大厂”的“光环”吸引，进去后却发现自己的能力素质匹配不上，难以适应。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副主任来半分说：“建议大家客观评估自己的状况，理性分析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但也不必过于谨慎，毕竟在你的整个人生阶段里，秋招只是一朵浪花，它并不代表永远。”

　　年轻人选择的其实是公平、自由与自我提升

　　在大部分偏好“大厂”的受访者口中，“大厂”工作的关键词都有“扁平化”和“自由”。“‘大厂’的组织架构非常扁平，只要你能力够强，个人的跃升是相对容易的，不太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艾依说的或许代表了许多“大厂”向往者的心声。

　　对他们来说，任务导向型的“大厂”模式决定了他们的工作相对单纯。只要做好手头的工作，你的性别、爱好、学历等都可以“被模糊”，也可以更加轻易地实现升职加薪的愿望。相对来说，国企等行业的限制会更多一些，如翟一凡之前在某单位实习时便被要求“夏天不准穿洞洞鞋”，这种氛围对他来说难以接受。

　　对王大陆来说，“大厂”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升平台，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多样的生态和业务能力顶尖的同事，“就像一方涓流不断的水塘，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对“大厂”的“自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你可以比较容易地更换赛道。对于乐观者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试错机会，可以逐渐探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向。艾依有一个朋友就是换了3次才换到现在的组，最终满意地留了下来。

　　但这种“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是自己，你周围的所有人也都在变动之中。如果你不适应“大厂”的快节奏，无法及时地提升自我，那么你很快就会面临被裁危机。在“大厂”，落后就代表着淘汰。

　　针对年轻人看待“大厂”的复杂心态，来半分说：“年轻人选择‘大厂’，是希望能够快速成长，或者被‘大厂’的光环吸引，想要去见识一下。‘大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提升途径，但我们也要反过来说，好的途径并不只有‘大厂’一个。”

　　在来半分看来，不论是选择“大厂”、选择成长导向型的企业、还是选择考公务员，都会有适配的素质能力和人格特质，都能够让青年实现自我提升。“大厂”只是众多职业选择当中的一种，仅此而已。

　　(应受访者要求，翟一凡、王大陆、艾依、方尹、安薇均为化名)

　　实习生 邓嘉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曹子健】

原标题：行走三秦大地 解码诉源治理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推进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在沟壑纵横起伏的陕北义合镇村庄里、道路旁，由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绘制的法治宣传语迎面而来。

　　“养犬伤人典型案例”“路边停车存在的法律风险”……在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的大街小巷，由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黄官人民法庭张贴的典型案例和法律风险告知书前不时有群众驻足观看。

　　“果园管理的风险防控及司法应对”“果企经营的风险防控及司法应对”……在“苹果之乡”洛川县，一本由洛川县人民法院编纂的《苹果全产业链风险防控及司法应对》，被果农、果商、果企称作“实用宝典”。

　　初冬时节，记者从陕西榆林出发，经延安、汉中抵西安，历时7天，沿途近2000公里。从城市到乡镇再到田间地头，从高院到中院再到人民法庭，一路走来，记者切实感受到：在陕西各级法院的推动下，诉源治理变成了一场席卷三秦大地的基层治理风暴。

　　一种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构建多元解纷大格局

　　“老张，小区安装电梯，居民们的意见不统一，你看这事咋办？”

　　榆林民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屈升国一大早便来到榆林市榆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找到了榆阳区司法局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张德雄。

　　曾几何时，屈升国本着“有事找法院”的想法，经常到法院立案。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刘晶发现，屈升国的案子多是业主拖欠物业费之类的纠纷，有时官司虽然打赢了，可屈升国和业主的关系却越来越僵，来年业主依旧不愿意交物业费，屈升国又会再到法院立案，逐渐陷入了恶性循环。

　　于是，当屈升国又准备立案时，刘晶带他找到了张德雄。

　　“你看看你们的服务水平，小区的路多年失修，绿化带多久没有修剪了，居民家里漏水你们咋不管？”张德雄建议屈升国先将服务质量提上去。

　　随着物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张德雄又做起了居民的工作：“你说咱们的物业服务咋样，为了改善小区环境又修路又种树，你们有事情随叫随到，咋还不交物业费呢？”

　　在张德雄调解的同时，刘晶也没有闲着，她充分发挥法官的专业优势，一边给张德雄提供必要的指导，一边给当事人双方普法释理。

　　经过张德雄和刘晶的斡旋，屈升国把服务水平提了上去，业主们也不再拖欠物业费。

　　“我要给刘法官道个歉，当初我还埋怨她不给我立案，现在才明白，她帮我把病根治了。”

　　伴随着纠纷的解决，屈升国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以前有事我就找刘法官，现在啊，我有事就找老张。”屈升国笑道。

　　从有事找法院，到有事先调解。这是榆林市诉源治理工作的典型特点。

　　为进一步推动诉源治理工作，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支持，以市委政法委名义下发诉源治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榆林市诉源治理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榆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贺湘如担任组长，榆林中院院长吴小鹏担任执行组长。

　　在全市一盘棋的大格局下，诉源治理成效显著。2023年1月至11月，榆林全市法院共新收各类案件88807件，同比下降5.46%。

　　“诉源治理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贺湘如一针见血，道出了做好诉源治理的关键——由“法院主推”上升为“党政主抓”。

　　这也是陕西各级法院的共识。然而，在现实中，如何积极争取党委的支持？这考验着法院的智慧。

　　几个月前，城固县人民法院院长余家武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上报给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城固县委书记胡新利。这份调研报告是余家武在前往浙江、贵州等地调研后，结合城固县现状，就诉源治理工作进行的可行性探讨。

　　不久后，胡新利主持召开了全县诉源治理工作推进会，要求全县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参与、社会协同、司法推动、法治保障”的多元解纷工作大格局。

　　“过去，诉源治理工作主要由法院牵头。现在，我们坚持县委统一领导，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成立领导小组，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明确一名县委常委主抓。”胡新利介绍。

　　从基层发力，缓的是一地之困；从上层发力，解的才是全域之急。

　　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推动下，诉源治理已纳入平安陕西建设考核，陕西高院积极报请省委政法委，将万人起诉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着力推动地方党委、政府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使诉源治理工作更富成效。

　　一种机制：强化府院联动，发挥行业组织的专业优势

　　晚上6时的西安，华灯初上，车流络绎不绝。当人们卸下一天的疲惫时，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们却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

　　“我们法庭主要是帮助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白天农民工们都忙着上班，到了晚上才有时间维权。”法庭庭长陈元介绍。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设立在由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一站式服务中心”中。

　　在服务中心，府院联动的优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针对劳动纠纷，住建、公安、法院、市场监管、民政、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等部门分工明确、通力合作。各部门发挥行业优势，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法院协助各部门查清事实、理清主体，进行司法确认……

　　截至目前，法庭已参与化解纠纷超过5800余起，司法确认1200余件，为农民工成功追回工资超过4500余万元。

　　“府院联动，形成部门合力，让诉源治理事半功倍。”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雷介绍，目前西安中院已与市金融局等45家单位签订31份协议，构建起全覆盖、广合作、全链条的府院联动诉源治理大格局。

　　不仅仅在西安，在广大乡镇农村，府院联动也是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

　　延川县延水关镇李家塬村，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数十米高的黄土山包连绵拥簇，狭长的沟壑纵横蜿蜒。在李家塬村的折腰峁，峁顶上两条狭长的排水渠中间，有一块十几米宽的平地，这是村民李某的耕地。耕地的下面，埋着西气东输的管线。

　　2023年7月，西气东输管线巡查员发现折腰峁的排水渠发生塌陷，导致输气管道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应急抢修。

　　但是水渠维修涉及占用李某的耕地，涉事公司与李某就占地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遂向镇政府反映。

　　延水关镇党委将纠纷上报到县综治中心，县综治中心迅速成立调处小组进行调处。可是调解了两个月，双方就赔偿金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眼看陷入僵局，延水关镇党委书记刘文平提议让延川县法院副院长刘春明和法官孙树郁指导调解工作。

　　“地里种的啥？”“一年亩产是多少？”“耕地面积多大？”

　　法官们先是听取了李某的亩产收入，又实地对李某的耕地面积进行了丈量，并找来了相关案例判决和法律法规供双方当事人参考。

　　仅用一上午时间，便在田边将这起纠纷化解了。

　　“唯有各部门各展所能、通力合作，才能下好诉源治理这盘大棋。”陕西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孟杰表示，目前陕西“法院+金融”“法院+妇联”“法院+村镇”等各种矛盾预防机制遍地开花。

　　一种态度：坚持能动司法，到人民群众身边去

　　“老徐，忙啥呢？”“老徐，吃了没？”

　　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黄官法庭庭长徐剑走在路上，镇上的居民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

　　徐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6年，早已是居民们的老熟人，居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矛盾，都喜欢找徐剑调解。

　　徐剑现场调解矛盾时总喜欢带一块黑板，他也被居民们称为“黑板法官”。

　　不久前，刘某上中学的儿子骑电动车外出时不慎将邻村丁某撞伤。尽管双方村委会会同特邀调解组织及时协调，但因丁某对赔偿金的期望值偏高，导致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

　　徐剑到达现场后，在黑板上一条条地计算着各项赔偿金额。

　　“老丁，你看我算的对不对？不能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嘛，咱们要根据法律规定来。”

　　看着徐剑列出的事故赔偿清单，丁某不再坚持索要高额的赔偿金，当场同刘某签署了调解协议。

　　“带着黑板，可以现场给当事人算算账，也可以给当事人和调解员普及法律知识。”徐剑解释道。

　　为了更全面了解辖区情况，徐剑平日有时间便会到村里去走一走，看看有哪些多发纠纷。针对这些纠纷特点，定期给调解员们进行培训，并就纠纷特点形成风险告知书，配合典型案例张贴到大街小巷，为居民们普法。

　　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大格局，要求法院不仅要做好诉前调解，更要将触角延伸到基层，及时发现矛盾隐患，防患于未然。

　　位于延安市南部的洛川县是著名的“苹果之乡”，全县苹果园面积53万亩，农民人均3.3亩，年产苹果100余万吨，涉果企业800余家。

　　洛川县在打造苹果全产业链过程中，发现部分果农、果商和果企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这也导致法院每年的涉苹果行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

　　如何运用司法手段护航苹果产业，减少诉讼纠纷，保障果农、果商和果企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洛川法院面前的一大课题。

　　2022年，洛川法院17名一线法官深入田间地头、果品企业、政府部门等展开调研，围绕苹果全产业链14个环节遍访司法需求，深剖问题根源，历经半年时间，形成了16篇调研报告。

　　在此基础上，洛川法院邀请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业务骨干和法学专家进行专题研讨，形成《苹果全产业链风险防控及司法应对》一书。

　　该书从果园管理、果品销售、果企经营、果业保障四个方面，对所涉的法律风险隐患及应对策略、典型案例、示范文书、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归纳，被果农、果商和果企们称作“实用宝典”。

　　“就法院而言，诉源治理不是将各种解纷力量请进来，汇聚到法院，而是法院的司法服务要走出去，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基层治理大格局之中。要通过巡回审判、法律指导、调解员培训等方式，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诉讼增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姜敏表示。

　　过去十年，陕西法院新收案件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如何抑制？

　　唯有抓好诉源治理。

　　2023年初，陕西高院提出贯彻“一条主线”，统筹“两个大局”，抓准“八项工作”，实现“一个目标”的“1281”工作思路。其中，八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便是诉源治理工作。

　　在全省法院齐心协力下，拐点终于出现。

　　2023年，全省法院新收一审民事案件48.72万件，同比下降7.15%；新收一审行政案件7140件，同比下降9.73%；诉前调解案件39.83万件，同比增长111.28%。

　　在成绩面前，陕西法院并没有安于现状。

　　总结经验，能动创新，保持当前机制的可持续、高质量运行；

　　深入调研，主动作为，进一步打通府院联动中的难点和堵点；

　　拓展思维，举一反三，加强执源治理，减少执行矛盾纠纷，切实解决当事人急难愁盼；

　　……

　　陕西法院正在以快走一步、走深一步的扎实作风研究机制、梳理问题、用好实措，真正把成绩转化为继续向前的动力。(盖峰)

(责编：温璐、薄晨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