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让大家期盼已久的网飞版《三体》终于粉墨登场。随之而来的，则是无法避免的一系列争议。比如，快节奏的叙事是否算对美剧娱乐化倾向的妥协？对人物大刀阔斧的改造是否合理？作品对原作的理解又是否准确？当然，还有网飞版《三体》与腾讯版《三体》的比较，等等。

　　技术性的细节固然不容忽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与刘慈欣写《三体》的年代不同，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深刻影响当下社会文化的走向。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三体》以及相关影视剧的改编？

　　如果看不清刘慈欣在小说中是如何将分裂的个人意识还原为统一的有机经验，如果看不到他如何运用末日叙事模式成功召唤出人类共同体，实现对人类的整体性呼唤，我们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三体》到底该如何改编

　　相比腾讯版，网飞版《三体》的叙事节奏确实快到飞起。八集就已经让《三体》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悉数登场，剧情也进行到了“面壁人”的阶段。有人赞赏这种改编策略，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情节更紧凑，避免注水；但也有人不认同网飞版的“魔改”，认定创作者根本不懂刘慈欣。

　　欣赏口味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非要争出个所以然意义并不大。但从两种意见的分歧中不难看出，公众对《三体》的影视改编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

　　诚然，小说《三体》因为多年来的畅销一直被视作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但故事性强并不意味着容易进行影视改编。小说的忠实读者都知道，《三体》并没有太多适合影视化的动作场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古筝行动”、三体世界的探测器“水滴”，又或者是地球舰队的末日之战，都是精彩的段落，但并非小说的主体。

　　回头来看，《三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背后的思想性，它从来就是一部并不通俗的通俗小说。既然如此，讨论《三体》的影视化，就不应该纠结于一些人物的设定、服化道的安排、电影特效的水准等细节。重要的是，如何把《三体》的“思想”通过文字到影像的媒介转换完整地传递给观众。

　　腾讯版《三体》追求的是“还原”，以至于常常对书中的科学常识、思想进行长篇累牍、逐字逐句的展现。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获得“原著党”的认可，缺陷是叙事节奏略显缓慢、拖沓。与其说这是腾讯版的失误，倒不如说，把文字表达的思想硬生生“翻译”成影像，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飞版《三体》确实加快了叙事节奏，加入了人物关系的爱恨情仇，提高了娱乐性，但缺陷也很明显：过分的简化让很多“原著党”以外的观众很难理解小说《三体》思想的精妙之处，也让整部作品更接近于强调爽感、悬疑的传统美剧。

　　举个例子，网飞版《三体》中的叶文洁在得知三体人把地球人称作“虫子”后，立刻隐约地表现出后悔、不甘的心情，然后选择对索尔（即原作中的罗辑）面授机宜。如此改编，给人的感觉是叶文洁被三体人蒙骗上当了。这是美剧的通俗化表达，但也把人物的矛盾、复杂性给脸谱化了，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很难从中看出叶文洁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这也引出了《三体》影视改编的关键性问题：如何在保留《三体》思想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情节改造？从根本上来说，创作者应该追求的是思想、意境上的契合，而不一定是情节上的契合。

　　如何才能读懂《三体》

　　末日叙事模式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并不稀奇。但是，以往的末日科幻作品通常设定十分短暂的末日时限，以制造迫在眉睫的危机感、紧张感，比如好莱坞电影《后天》中的末日就在“后天”。而《三体》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其设定了超长的末日时限——从三体危机发酵到三体人来到地球，有漫长的450年。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刘慈欣关心的不是末日叙事模式带来的娱乐性，而是末日如何将所有人的命运联结到一起的深刻命题。于是，在《三体2》中，不管是既有权力的操控者（比如面壁者们）还是命令执行者（比如太空军政委章北海），不管是知识技术精英（比如乔治·斐兹罗将军和艾伯特·林格博士）还是平民老百姓（比如张援朝、杨晋文和苗福全等小人物），都在共同的时间中朝着那个“共同的末日”艰难地行进。这种叙事模式背后，指向的是一种人类共同体的表述。

　　而这恰恰凸显了网飞版《三体》的致命弱点。“牛津五杰”的设定有其优势，不仅增强了剧集的戏剧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作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扁平化倾向。但是，把分布在三部曲中的汪淼、罗辑、云天明、程心、杨冬等人设计成朋友、恋人、师生关系，又完全违背了刘慈欣的人类共同体表述——反抗“共同末日”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世界少数精英的手中，异化为一个小圈子里的情感游戏。

　　于是，当剧中的程慬（即书中的程心）和她的同事绞尽脑汁地思索如何对抗三体人时，全世界的人再次沦为背景板，就像美剧无数次重复演绎过的通俗故事一样。如果说小说《三体》在叙述层面通过一场“共同的末日”实现了对人类共同体的呼唤与表达，那么网飞版的《三体》则破坏了这个整体性意识，再次将“我们”缩小为几个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词无疑是“宏”，比如宏电子、宏原子、宏纪元等。“宏”更代表着一种大尺度、大视野的宏大视域，比如其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巨大物体、复杂结构、漫长时间等。在当下世界普遍注重个性、消解崇高的背景下，刘慈欣的大视野为整合零散化的个体开辟了全新的空间，而网飞版的《三体》显然还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

　　什么才是《三体》的“灵魂”

　　事实上，网飞版《三体》和腾讯版《三体》不是没有共同点：它们都致力于塑造英雄主义的人物形象，用道德、理想描绘“大写的人”。这可能是电视剧集作为通俗文艺作品不可避免的“套路”。但小说《三体》的真正成功之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表达了公众对于全球化乃至现代文明深感疑虑与不满的情绪。

　　比如，善良的程心先是在爱的名义下导致了对三体侵略者“黑暗森林威慑”的失败，又让星环集团放弃了“光速飞船计划”，从而酿成了太阳系覆灭的悲剧——这显然是对一系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质疑和反讽。

　　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传统的道德底线历来是“可疑”的。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反人文主义者，而是他用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性、道德等因素在社会（宇宙）面临重大挑战与困境时的局限性。

　　而网飞版的《三体》有意把程慬（程心）塑造成更智慧、更勇敢、更有血有肉的人，比如她和威尔·道宁（云天明）的情感联系就构成了整部剧集最动人的段落。如此做法或许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但恰恰与刘慈欣的本意背道而驰——比起纯真的情感，人性的缺陷才是他的关注点。

　　值得注意的是，刘慈欣不迷信人文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是现代文明中极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比如，三体人为了保障本文明的生存，建立起了高度科层化与效率化的行政系统，对集体目标高度重视，完全忽视“人性”。那么，即使人类能够像三体人一样，依靠理性主义的无限膨胀在“黑暗森林”中侥幸求得生存，是否就真的值得庆幸呢？《三体2》中的一句话已经给出了答案：“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三体》冷峻地描述了人类作为生物的本性以及社会（宇宙）无情的一面，描述了我们必须直面的骨感现实。因此，人们大概也应放弃一些自身的对完美社会的浪漫幻想，放弃一些非常高调但不着调的所谓“道德”“理想”。这是《三体》的“灵魂”，也是对创作者的极大挑战——影视剧作为应该迎合大众的流行文化产品，怎么去恰如其分地展现这些“有违”传统认知的思想？

　　至少到目前为止，两个版本的《三体》都还没有触碰到上述问题的核心。因此，现在就断定它们的成败得失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三体》的影视化不应该是复述英雄拯救地球或人性救赎世界的老套“童话”。

　　科幻是一种景观，但不应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观。就此而言，比起演员的表演、特效的展现、剧情的改编等技术细节，哪个版本的《三体》能传递出刘慈欣对现代文明的冷静审视和深刻焦虑，才是接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编辑:刘欢】

　　□本报记者 余东明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获悉，素材取自华东政法大学老院长雷经天在延安时期真实故事改编的话剧《立场》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在11月3日隆重上演。

　　据悉，《立场》由华东政法大学原创并出品，生动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法治建设的历史，在2021年年初以《雷经天》剧名首演后，先后获批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选题孵化项目、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校园大师剧”专项支持项目等资助，入选“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重点项目。

　　“‘把人民举在头顶’‘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一面’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初心与立场，这次把剧名由《雷经天》改为《立场》就是为了突出这一主题。”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说，“让‘立场’贯穿法治文化建设始终，是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是继承和发扬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法治传统的务实之举，是法学教育必须坚守始终的首要宗旨。”

　　红色文化之传承

　　雷经天原名荣璞，号经天，1904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

　　1956年起雷经天先后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党委第一书记、党委书记，上海法学会首任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等职，为新中国司法制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在延安时期负责审判的“黄克功案”被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评价为“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好的法律的榜样”。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华东政法大学结合政法院校特色，联合上海戏剧学院创排了这一原创话剧，并以雷经天审断“黄克功案”的经历为主要情节线索，以现代的眼光回溯、剖析这段历史，通过传承红色文化进一步展示中国共产党人不平凡的法治建设历程。

　　“《雷经天》融党史题材和艺术之美于一体，通过融合方式将穿越百年的精神力量具象化，并有机地嵌入教学环节和艺术舞台，这种红色法治文化的传播浸润作用在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上海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张婷婷评价说。

　　据了解，为了充分讲好红色故事，主创团队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对该剧的情节设置、形象塑造、人物语言和舞美设计等进行精心打磨，还专赴延安采风，深入了解雷经天在延安期间工作和生活情况，切身感受延安革命精神和当地风土人情。

　　“雷经天的故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延续百年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使命。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过程中，我们只有始终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才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传承红色文化中点燃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之火。”华东政法大学宣传部部长虞潇浩说。

　　法学教育之符号

　　“我在剧本围读中落泪三次！”扮演革命青年刘茜的学生演员王思棋说，如此年代久远的一段历史，只有身临其境地参与进去才能最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情感真谛。

　　“要让红色法治文化成为法学学生思政教育的主线，给广大学生上好红色法治文化的第一堂课，系好专业发展的第一颗纽扣。”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说，在漫漫史海中掘取经典人物和经典故事，向历史寻经验、求规律、探未来，汲取蕴藏的政治营养和法治思想，并以特有的方式加以呈现，不断推进法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发展，为今后跨界教学研究进一步探索全新样本。

　　据悉，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围绕“雷经天”主题持续推出了多个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策展活动。其中“雷经天法治精神传承系列活动之人民司法理论研讨会”引发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深刻思考，多名专家与演艺界人士围绕人民司法制度发展历程和法律类文艺作品创作，进一步延展和深化了红色历史内涵。“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女雷经天”人物专题展，则勾勒出雷经天的传奇一生。这种与历史人物面对面的“交流”提升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从延安到上海，从讲台到舞台”，华东政法大学还组织排演了青春版话剧《雷经天》，整部剧情完全由大学师生“素人”出演，由此开创了沉浸式教育的先河。与此同时，华东政法大学又开设了“《雷经天》与法治文化教育”课程，吸引广大学生踊跃参与。

　　其中，《大先生·大师剧·大课堂——上海高校大思政课育人新路径十年探索实践》《打造融合培育模式创新中国特色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等课题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大学就像是仓库，每个学生都在这里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其间如果没有精神导师，学生就不会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雷经天就是这样的灵魂人物，”导演汪起正说，“这部话剧就是怀着传承法治初心使命打造的，一定能够和今天的年轻人产生对话，并成为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符号。”

　　法治建设之立场

　　“听春水，已在冰封的河底涌动。第一次，把人民放在正义的天平。曾最艰难的决定，也是纯净的初心。把公平交给人民的一刻，未来就有了风景。”这是话剧主题曲里的一句词，也是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词。

　　“这就是‘立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立场，也是中国法律人的立场，我们把剧名由《雷经天》改为《立场》，就是要让这一立场和初心成为永恒的风景。”郭为禄解析说，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除了培养学生优秀的专业素养，更要赋予他们精神导引和高尚品德，并影响其执业终生。

　　近年来，华东政法大学持续推进“院校共建”“检校共建”与“警校共建”，一大批教育协作平台和机制如雨后春笋，法学教育已然大踏步地走出高校围墙，在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实务研讨、互聘互派、智库共享、合作培训、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为进一步培养和提升社会法治人才素养贡献智慧和力量。

　　话剧《立场》走出校门、走出上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全过程就是推进法学教育更好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的全新成果，也是法学教育深层次参与法律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案例。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院长蒋传光教授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法学教育就是要让这一司法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法律共同体建设的初心和使命。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表示：“在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始终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法治传统和‘纪严于法’的红色法治精神贯穿其中。具体而言，在教学理念上要全面科学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向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转化，融入师生的心灵；在体制机制上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法学教育全过程；在具体落实中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入法学教育各环节。”(法治日报) 【编辑:曹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