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 北京10月24日电(邵萌)上海4岁女童海滩走失的消息公布以来，一直牵动着全网的心。半个月后的10月19日，上海浦东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宁波市镇海区某滩涂发现一具女童遗体，经法医提取女童遗体生物特征检测比对及家属辨认，确认该遗体系浦东失踪女童黄某某。

  上海浦东警方发布警情通报

　　尽管谴责家长已于事无补，但该事件还是让“监护人疏忽致儿童死亡应否担责”再次成为焦点，也产生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声音。一种称，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对其安全有监管义务，呼吁设立“疏忽照顾儿童罪”；另一种则认为，即使入罪，对大多数父母也不足以起到更多预防作用，还会造成二次伤害。

　　为何因家长监护失职导致儿童伤亡的悲剧时有发生？谁又该为陨落的生命负责？

　　“致命疏忽”遭舆论指责

　　悲剧为何不断发生？

　　尽管尚无明确数量统计，但因家长监护失职导致儿童交通意外、坠亡、被锁车中因高温窒息死亡、溺水身亡的不幸事件屡见报端。

　　2017年，天津一父亲抱着2个孩子在商场栏杆处看夜景，孩子打闹坠亡；2018年，8岁双胞胎跟随母亲在青岛一沙滩游玩，在母亲刷手机的几分钟内溺亡；2021年中秋，深圳一名3岁女童被父母遗忘在车内窒息身亡……今年10月，悲剧再次上演，父亲返回取手机，将4岁女童独自留在沙滩上，她在水边摔倒后消失在了海浪中。

  海滩失踪女童。图源：女童家人社交账号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看来，对于监护人的儿童忽视行为，目前我国立法上的确存在空白。“与儿童保护相关的处罚，现在是零星的，比如刑法里有一部分与未成年相关的规定，但更多的是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相关保护性处置，而针对儿童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施害人的系统性、科学性的保护或处罚罪名较缺乏。”

　　她认为，儿童保护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最核心的就是保护儿童免遭人为伤害。“我们整个社会对未成年保护的这个核心认识十分缺乏，没有意识到未成年人保护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父母很多时候都有伤害儿童的行为，但自己意识不到，只有孩子出现了明显的精神或行为问题之后，才意识到有些事是做错了。”

　　疏忽致儿童伤亡

　　监护人该不该被追责？

　　监护人失职致儿童伤亡应承担何种责任？我国法律是否有相应规定？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告诉 中新网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看，未成年人都是需要被照顾和保护的特殊群体。我国对于儿童监护人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职责要求，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有相应规定。

　　他指出，“父母责任”通常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上海4岁女童案件的父母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还要看刑法如何评价父母因主观疏忽行为而导致的未成年子女丧生的后果。

　　据介绍，就目前刑法规定而言，当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主观故意且实施了较为严重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时，刑法给予了严厉打击，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而当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不具备主观故意时，刑法的评价则较审慎。

　　“我国刑法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主要强调的还是主观故意的情况，但对于监护人照管上的过失行为，如何来追究刑事责任，是空白的，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告诉 中新网 。

　　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在2022年刊载于《少年儿童研究》的一篇名为《父母监护疏忽行为入刑再探讨》的文章中，作者整理了2017—2021年的119起父母监护疏忽导致未成年人伤亡的案件，发现其中适用刑法的案件仅占3.36%。

　　 中新网 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类似判决书也发现，不少儿童溺亡、坠亡等意外事件中，因监护人未尽到职责的，都被法院认定承担主要责任。不过，鲜有对父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法理情理存“龃龉”

　　设“疏忽照顾儿童罪”可行吗？

　　鉴于父母监护失职问题频发，有网友建议设“疏忽照顾儿童罪”，强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近几年法律界人士已有类似呼吁，也曾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

　　张鸿巍介绍，就“(儿童)疏忽”而言，通常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能提供未成年人生长所需的食物、住所、衣物、医疗护理或监管，以致其健康、安全和福祉受到伤害。上海4岁女童案件则属于“疏忽”中最严重的情形——“致命疏忽”(fatal child neglect)。在域外，“致命疏忽”可能被归类于“过失杀人罪”等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救生圈资料图。朱柳融 摄

　　童小军对此建议持赞成态度。在她看来，我国法律对于儿童的保护仍有提升空间。“现在讨论确立疏忽照料罪，是社会大众为解决这个案例提出的建议，其实也是完善我国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政策的建议。我国整个的未成年保护制度的建立过程，和现在讨论的疏忽照料罪比较类似，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个别案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儿童保护其实是零散的，不系统。”

　　童小军认为，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有一系列跟未成年保护相关的立法，应根据对儿童的人为伤害的情形，设立相应的罪名以及量刑的标准。儿童忽视罪与其它的虐待罪等儿童伤害行为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施害人主要是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另外，儿童忽视罪之下包含了照料忽视、情感忽视、医疗忽视、安全忽视、教育忽视、儿童遗弃六个方面的内容，如确立罪责，也需要考虑不同的情形。“如大家目前关注的事件，从儿童忽视的角度，核心是安全忽视或安全疏忽。”

　　她指出，立法设置“疏忽照顾儿童罪”这样的罪责条款，一方面可以起到惩罚和警示作用，以便系统、科学地去处理类似案件；另一方面，可以让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的人员有法可依，能提前去宣传、教育，起到预防作用。

　　“设‘疏忽照顾儿童罪’有利于弥补我国关于家长因过失行为导致未成年人发生危险的法律空白。”朱永平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除了父母，也有可能是其他近亲属或机构，不宜过多考虑父母情感问题而选择忽略其法律责任。只要负有监护的法律责任，又没有悉心照顾，导致未成年人危险结果的发生，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他也强调，法律责任的大小应根据监护人主观过失程度，比如是否能够预见危险发生，发生危险的意外程度，导致的结果是否严重等综合因素认定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中加入“疏忽照顾儿童”处罚条款，通过轻型犯罪的追究方式，做为一个过渡。如果之后还有较极端的案例，再过渡到刑法立法来追究。

　　专家称法律不是唯一办法

　　儿童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

　　不过，受访专家也认为，儿童疏忽防治是一项社会命题，仅寄希望于法律完全解决问题不太现实。在入罪之外，也需强化社会配套措施，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墙”。

　　童小军指出，很多家长其实是无意识地犯罪或犯错。如果要追责，一定要弄清楚父母有没有接受过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宣传或教育。“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一定要提前去宣传，对父母的监护履职过程予以指导，尤其是那些对自身监护伤害行为缺乏意识的家长，让家长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儿童安全问题，学会预防和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在她看来，在未成年人保护整体的工作中，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开发整个社会的心智。“首先需要法制健全，启发民心的制度也要健全，然后再说监护人有没有遵守法律？如果遵守了怎么做？没有遵守是什么原因？如无特殊原因，那当然该处罚。”

　　她认为，儿童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家庭的确第一重要，但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政府来兜底，还需要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等做好服务。

　　张鸿巍建议，预防此类悲剧发生，可以从两点做起。一方面，引导父母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从家庭、社会、国家层面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友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在打击故意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同时，通过多元立法敦促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避免因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过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从长远来看，适当谨慎借鉴域外经验，未来或可适时增设‘疏忽照顾未成年子女罪’，以进一步加强父母或监护人的法律意识、保护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但暂时仅限于造成未成年子女死亡或重大伤残以追究刑事责任。”张鸿巍说。(完)

【编辑:苏亦瑜】

　　 中新网 杭州12月4日电 (郭其钰)当前未成年人被称作“互联网原住民”，他们从出生起就与网络紧密相连。截至今年6月，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当互联网不断拓展未成年人成长空间的同时，如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来自浙江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法治副校长纷纷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开展法治宣讲，用法治力量保护未成年人健康触网，增进未成年人对宪法法律的尊崇和信仰。

法治副校长为学生开讲普法课程。拱墅检察 供图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织网者”。

　　织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网，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就是要织密“法律之网”。

　　不久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发布会没有在法院举行，而是在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开讲”，其作为“网络观”法治宣教课堂的一部分，近距离对青少年进行科学健康上网的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的游戏充值行为是否有效？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平台充值打赏的责任谁来负？未成年人在网上的肖像权如何保护？”在“网络观”法治宣教课堂上，杭州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审判第一庭庭长、杭州市钱江新城实验学校法治副校长肖芄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案例。

　　今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制定了《关于高标准打造新时代互联网法院行动计划》，将促进网络文明建设、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作为深化互联网法院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通过举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活动，创办青少年‘网络观’课堂品牌，用小案例阐释大道理，为未成年人提供坚实的网络法治保障。”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朱敏明解释说。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育苗者”。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多方主体在不同领域群策群力、协同共治，其中家庭、学校是第一道关口。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使用电话手表通过‘碰一碰’功能添加过陌生人？有没有在电话手表中晒过定位？”在杭州市长江实验小学，该校法治副校长、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朱兰兰结合案例讲述“手腕上”的网络安全。

　　当前，各类电子产品普及使青少年“触网”时间提前，儿童智能手表等成为未成年人使用较多的上网产品。在朱兰兰看来，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越来越多，随之涉及的青少年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我们除了通过办案规范生产企业外，结合案例让更多孩子树立防范、辨别意识，更合理安全地使用儿童智能手表也是必要之举。”朱兰兰在现场提醒，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不要乱扫，手表不能借给陌生人，以防电话卡被骗走、掉包或者泄露隐私。

　　在长江实验小学教师李晶看来，相比于传统的法治课，生动的案例让孩子们听完会更有启发和触动，法治副校长讲了详细的过程、手段、表现方式，为青少年辨别类似骗局提前打好“预防针”。

　　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治副校长是“引领者”。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法治副校长不仅是一个职务，更是一项制度。

　　2020年，宁波慈溪市公安局长河派出所责任区民警胡荣校多了一重身份——被辖区内4所学校聘为法治副校长。在很多人眼里法治副校长只是民警的一个“副业”，作用发挥仅在学校普法课堂上，但胡荣校却把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随着‘触网’未成年人越来越多，互联网却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利用公安资源优势，将履职地点由校内向校外拓展，多次组织学生开展情景式、体验式、案例式的网络法治实践活动，‘零距离’感受法律的威严与温情。”胡荣校介绍。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能随时随地走进法治课堂，胡荣校和同事们尝试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手段引入互动游戏、情景剧、有奖问答等新型普法方式，寓教于乐，以乐促学。

　　从一开始没有课程可参考，到现在“点单式”按需挑选，法治副校长们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和案例，将书本上的“法”、生活中的“法”，转变成未成年人学、懂、会的法律意识，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子内心。(完)

【编辑:朱延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