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流淌近半世纪: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的执守

发布时间:2024-04-28 12:01:43 来源: sp20240428

吴积新演示老电影放映机使用

吴积新与妻子林连芳搭建放映场地

吴积新妻子林连芳正在做试映

村民饭后带小板凳来看电影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这个带有历史刻痕的职业,已经在很多地方消失。72岁的吴积新,是少见的仍然坚持在一线的电影放映员。

  在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田面村,记者见到了吴积新。他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头发只有些许花白,说话浑厚有力,像五六十岁的年纪。每次谈到电影,吴积新都有些兴奋。这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仿佛了解与流动电影放映机有关的一切。

  在过去的45年里,吴积新和他的老伴林连芳,带着电影放映机穿越田野、山冈和村庄,为成千上万的村民放映电影。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视和智能手机走入家庭,吴积新的观众越来越少,但他仍然对电影放映有着热情。吴积新相信,露天电影可以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村口的“露天电影院”

  傍晚六点,天刚擦黑。吴积新和老伴林连芳的面包车驶进了马龙村,绿色车身上漆着白字,“广东电白县送电影下乡数字电影四队”,他们是来放电影的。

  车子在村口停下,吴积新开始卸车,两把椅子、两个音箱、绳子、幕布,还有少不了的电影放映机。吴积新摆弄了一阵音箱,红色歌曲响起,小山村仿佛成了露天剧场。

  最先过来围观的是叽叽喳喳的小孩子,随后老人们端着饭碗走来。吴积新夫妻俩挂好幕布、调试完设备开始试映时,天已经黑透了。银幕前稀稀拉拉站着十几个人。

  “来睇电影啦!来睇电影啦!”

  隔一段时间,吴积新就对着话筒喊话一次。不久,人来得多了一些,不过没几个在认真看电影。小孩子骑车围着场地绕圈,老人忙着给怀里几个月大的孙子喂饭,偶尔路过两三个叼着香烟的年轻人,往场地瞥了一眼,走远了。

  吴积新借着路灯和银幕的光亮写场记,今晚的影片名是《破冰72小时》,他一笔一画地写下。同一页上,他还要记下放映的时间、地点以及观众人数。当天晚上,有三四十人在银幕前坐下又离开,吴积新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个认真对待这场电影放映的人。

  吴积新今年72岁,放映电影45年,在电白区、广东省乃至全国,没几个比他年长的在职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吴积新的场记本见证了他的认真,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字,记录着他的每一次放映。2023年的几十场放映中,大部分场次观众总数在三四十人到七八十人之间,没有几次超过百人。

  在田面村,吴积新家中的三台老式胶片电影放映机也见证了他的认真。两台16mm的放映机,南宁牌和长江牌的;一台35mm的放映机,井冈山牌。

  得知记者即将造访,吴积新把三台机器都搬到了院子里,再加上最新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十几平方米装下了中国农村流动电影放映机几十年的变迁史。

  吴积新拿出一个灰黑色铁盒,盒子上有他用白色油漆写的字,“《铜头铁罗汉》 武打片”,这是“一盒”电影。盒子里有四张胶卷盘,每张记录着20到30分钟的光影,一部电影由四张盘组成,重30斤左右。20世纪80年代,吴积新就是带着这样的电影,为粤西山村里的人们带去一场场视听享受。

  “要是接上电,还能放!”吴积新为记者演示如何安装胶卷盘到16mm的放映机上。机器年代久远,混杂着油漆味、铁锈味和机油味。吴积新熟悉这部机器堪比熟悉自己的身体,他兴奋地讲解,按这个键开机,按那个键有画面,再按下一个键才有声音。在演示更换胶卷盘时,吴积新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确实老了,速度明显慢了。“以前考核的时候,要求换盘时间必须在一分钟内,”吴积新说,“如果换慢了,底下看的人要闹!”

  陪伴电影浮沉的近半个世纪

  1978年是吴积新人生的分水岭,他在那一年结束了自己的学徒生涯,正式成为一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

  吴积新的师傅是电白老乡,也是他的战友。进入部队前,农村出身的吴积新没怎么接触过电影,当了兵后,每周三和周六都有看电影的机会,他一下子被迷住了。吴积新爱上了电影,正好身边还有个懂技术的师傅,退伍后,他很顺利地当上了放映员。

  吴积新的妻子林连芳老家在罗坑镇,她在一次电影散场后主动与吴积新搭话,帮他收拾东西,两个人很快熟悉,经人介绍后恋爱结婚。在那个年代,放电影是光鲜的职业,电影放映员是女孩子心仪的对象。

  在80年代,吴积新和妻子骑着自行车,驮着上百斤重的发电机、放映机和电影箱,穿梭在电白的乡镇间,那是电影使人痴狂的时代,也是吴积新人生中的一段风光日子。

  当时的人们有多爱看电影?晌午时分,吴积新和他的放映机还没进村子,已经有大人小孩在路口等候,村民们会主动帮忙搬设备、架幕布,性急的人早早地带着马扎占位。吴积新夫妻会被村干部当作贵客招待。等到夜幕降临,灯光射出,银幕亮起,附近村庄的村民陆续抵达,气氛达到高潮,整个场地坐满、站满了人,有人甚至坐在、站在银幕的背后看,虽然演员的动作是反方向的,却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放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吴积新经常会被蹲守路旁的村民拦下,“再到我们村放一场!”而在林连芳的记忆中,有时电影还没放完,已经有邻村的放映员等着将电影带子借走。一部电影就这样在村庄之间传递,时常,最后一拨观众欣赏完它时,已经接近凌晨三点。

  吴积新夫妻白天种地,晚上放电影。到村子里放一次电影,村民们需要付25元,刨去交给电影公司的片租8元5角,发电机消耗的汽油费3元,剩下的就是工钱。1978年,为了购置昂贵的放映机,吴积新跟亲戚朋友们借了2300多元,两年多的时间,他就还清了这笔钱。

  到了90年代中期,电视来了,看电影的人少了,放电影挣不到钱了。吴积新的收入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二,最困难的时候,只能上山砍柴卖钱。在那些年,很多电影放映员离开了岗位各谋出路,混得好的当了镇干部,混得差的只能四处打工,为生活奔走。

  吴积新没有走,他还在放电影,一直放到了2023年。

  最老和最年轻的放映员

  2010年,私人经营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在电白不再被允许,统一转为公益放映,放映员们使用的机器也统一更换成数字放映机。吴积新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坚持要继续放电影。为了方便赶路,他在次年买了辆面包车。

  20世纪80年代,电白有几百名放映员,几百台机器,如今全县的放映员只剩下不到10名。吴积新是年纪最大的,县电影公司的人找过他,让他好好休息,别干了。“我得干,我得带着儿子再走走,让他熟悉路,熟悉人。”

  吴积新的儿子吴武昌,今年36岁,也是一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他是电白目前几名放映员中最年轻的。他谈到了这份职业的另一面。

  从前吴积新出门放电影,全电白可能只有一个人不开心,那就是吴武昌。“七八岁的时候,晚上爸爸妈妈都出门放电影,到第二天才回来,家里就剩我和妹妹,肯定很害怕啊。”年纪再大一点之后,吴武昌获得了许可,可以随父母一起出门。

  爸妈放电影,吴武昌就跟着看,很多电影看了许多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少林五祖》,其他的电影会看腻,这部不会。吴武昌15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放电影,从娱乐转为工作,吴武昌才体会到电影放映的艰难,“干活累一点就不说了,要熬夜守着电影放完,天气冷或者下雨的时候很辛苦。”

  吴武昌已经取得了资格证,是正式的电影放映员。但由于电影放映的工资一年一结,为了在平时贴补家用,他会去做一点建筑活或者水电活。“以前我爸那个时候放电影威风,现在不行了。”吴武昌自嘲道。

  在这份工作中,吴武昌也找到了他心目中农村电影放映的现实意义:很多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很多惠农政策、最新消息要靠他们带到村庄去。

  一年三次的乡村聚会

  马龙村的夜色渐渐深了,黑夜如潮水浸没村庄,只有村口的“露天影院”还能吸引村民驻足。

  潘健芳抱着胳膊和邻居聊天,偶尔抬眼看一下银幕。他是马龙村的支委委员,今晚的放映活动是他和吴积新对接的。放映的地点就在潘健芳家门前,他早早摆好十几张椅子,在微信群里通知村民出来看电影。

  潘健芳1989年出生,露天电影也陪伴了他的童年。看着稀少的人群,潘健芳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还有不少人没干完活,晚一点会多些的。

  “放电影蛮好,大家都挺欢迎的。”潘健芳说,最近天黑得快,到了傍晚七点多,村子里就安静得如同睡去,放一场电影,大家聚在一起,多少为村子增添一些活力。

  67岁的吴日芳背着小孙子来看热闹。她没有去坐座位,站到了放映机后的角落里。这是今年的第三场露天电影,前两次吴日芳都去了。吴日芳觉得“现在的电影比过去做得更好了”,但她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往昔,只是远远地望了一阵,便继续和老姐妹聊天。吴日芳的儿子和儿媳都在海南打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孙女和一个小孙子,有空时种一小块地。她觉得活计不累,“孙女都大了,就带一个小的,不辛苦。”如果没有这场电影,她可能在家里伺候完孩子后,八点多就早早上床。

  潘红(化名)和她的朋友坐在吴日芳身后的三轮车上,拿着手机看小说。她今年11岁,在高州市的一所私立小学读5年级,每个月放一次假。潘红的父母没空过来,他们还在家里干活,挑药草。潘红对面前大银幕上的电影毫无兴趣,从没抬头看过一眼,除了网络小说,她最喜欢看古装电视剧。不过潘红还是选择坐在村口的人群间看小说,因为“这里很热闹”。

  “为什么要一直放电影?”面对记者的提问,军人出身的吴积新没有说“我爱电影”或者“我喜欢电影”,他的回答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羊城晚报)

【编辑:曹子健】
下好化解矛盾“先手棋”(人民论坛) - 湖南多维探索基层善治 畅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下好化解矛盾“先手棋”(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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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化解,不仅成本最低,而且效果最好。今年1月至9月,全国法院诉前调解纠纷1183.4万件,同比增长26.58%。其中,782.2万件成功调解在诉前,同比增长30.1%,大量矛盾纠纷被人民调解这道“防线”化解在成讼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素有“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变“坐等纠纷上门”为“主动排查化解”,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这一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优势,定能做到矛盾纠纷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关口前移不是回避矛盾、掩盖问题,而是抓早抓小,用心用情主动解决问题。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的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连续18年实现“群众零上访”。当地干部解释说:“‘零上访’不是说村里没有事儿,而是不等到村民上访,村干部就先上门,把该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好。”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关口前移的根本理念,归根结底要提高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只有增强敏锐性、洞察力、预见力,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不断提高矛盾纠纷排查的针对性、有效性,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广泛引导和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才能使矛盾风险不累积、不扩散、不升级,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分流、及时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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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 》( 2023年12月26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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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岳弘彬、牛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