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外合影。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供图

　　在重庆史迪威博物馆，麦克马伦和妻子向代表团成员展示展板上自己的名字。 　　本报记者 刘玲玲摄

　　飞虎队老兵后人兰迪·斯科特为广西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学生留言。 　　本报记者 祝佳祺摄

　　本报记者将刊有莫耶专访的当期《人民日报》赠予莫耶。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在云南昆明呈贡机场旧址，代表团一行聆听讲解员讲述石碾背后的故事。呈贡机场曾是飞虎队在昆明的主要基地之一，机场建设期间，当地人民拉动巨大石碾平整跑道，付出艰苦努力。 　　本报记者 刘玲玲摄

　　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时指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受复信鼓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代表团日前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重庆、云南省昆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等地参观考察，同当地民众共叙中美民间友谊。访华代表团中的美国飞虎队老兵及后代表示，行程中许多动人场景让他们印象深刻，未来将继续致力于传承飞虎队精神，不断推动两国青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为父亲的这段经历感到无比自豪”

　　10月30日上午，纪念美国第14航空队援华抗战80周年活动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身穿白色衬衫与深蓝色校服，在纪念馆门前整齐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代表团。103岁的飞虎队老兵莫耶主动上前，与一位小学生击掌。

　　纪念馆门口陈列着两张巨幅历史照片。一张照片显示的是美国飞虎队士兵与中国孩子们在一起；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中美军民共同将一架C—47型运输机拉出炸弹坑。两张照片将老兵们带回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记忆中。满头白发的老兵莫耶和麦克马伦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走到照片墙前，向大家讲起战斗岁月的往事。

　　“我们有很多理由钦佩和尊重中国人民，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英勇。”谈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情谊，98岁的麦克马伦动情地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并肩作战；在和平年代，我们也要做永远的伙伴。”

　　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日战争期间，2000多名美国飞虎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00多名遇险飞虎队员得到救护，数千中国军民在救援行动中献出生命。

　　68岁的代表团成员大卫·古德里奇第一次到访中国，他的父亲杰克·古德里奇曾是一名驼峰航线飞行员。在参观“驼峰空运”展区时，古德里奇看得十分仔细。他把手比划到自己膝盖的位置说：“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驼峰航线了。父亲经常给我讲他如何开飞机穿越雪山、运输物资。那时没有雷达，也没有电子设备导航，只能靠眼睛和赶上好天气的运气，驾驶笨重的运输机穿越重重雪山。”

　　古德里奇向记者介绍，他的父亲在1944年来到中国后，执行了88次飞行运输任务，往返飞越驼峰航线176次。雪山、运输机、飞行服……眼前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古德里奇数次哽咽，热泪盈眶：“我的泪水不是伤感，而是为父亲的这段经历感到无比自豪！”他表示，父亲由于身体原因，无法长途飞行来到中国，“我一定会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细细地讲给父亲听。”

　　“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

　　重庆，嘉陵江畔。汽车沿着嘉陵新路向山上驶去，代表团一行来到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代表团成员在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前流连，认真聆听讲解，还不时与身边亲友交谈。麦克马伦在展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兴奋地向妻子珍妮弗指了指名字的位置。他曾担任B—24轰炸机机头炮手和助理飞行机械师，在昆明和成都参加对日作战。看着玻璃柜里的展品，他感慨：“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延绵不断。”

　　在一幅占据了整面墙壁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部分队员合影”照片前，格林停下脚步，他回头向代表团中一位飞虎队老兵的后代说道：“罗宾，快到这儿来，我想这张照片里有你的父亲，你能认出哪个是他吗？”

　　罗宾·奥尔尼循声来到照片前仔细端详，没过一会儿便有了惊喜的发现。她指着照片中前排最左侧一位戴眼镜的年轻飞虎队员激动地说：“这是我的父亲理查德·奥尔尼，我找到了！”凑近照片，她用指尖轻轻抚触着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影像，眼神中满是感动，“父亲当时大概只有25岁。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看到他年轻时的样子，参观他曾为之战斗和付出的地方，我会铭记终生。我很高兴，也感到十分骄傲！”她告诉记者：“父亲在中国时拍摄了一卷录像带，记录了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经常播放给我们看。我能感受到他非常热爱中国。”

　　另一边，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嘉兰惠同来自重庆育才中学的几名高中生攀谈起来。当得知其中一位学生在校内创办了航空社团时，她颇感兴趣，热情地向中国学生介绍起她负责的美国陈纳德飞行学院和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的相关情况，“陈纳德飞行学院不仅训练飞行技术，更承载着美中友谊。”嘉兰惠说。

　　15岁的杰克逊·隆是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的成员，也是飞虎队老兵克利福德·隆的曾孙。这次他和爷爷小克利福德·隆一起访问中国。看完展览，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飞虎队的故事让两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下次，我希望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来中国。”

　　“这份友谊来之不易，我非常感动”

　　云南昆明。“中美驼峰空运纪念学校”昆明市外国语学校大礼堂里，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进行。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在手风琴悠扬的伴奏声中，代表团成员同学校师生共同唱起《友谊地久天长》。回想起飞虎队员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那段岁月，望着眼前孩子们一张张真挚的笑脸，莫耶不禁潸然泪下：“重温那段历史，看到眼前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忍不住流泪。这份友谊来之不易，我非常感动。”

　　莫耶告诉记者，此次中国之行，他最期待的地方便是昆明。这里是飞虎队在中国首次升空作战的地方，也是驼峰航线的起点、物资转运枢纽。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飞虎队员冒险开辟了新的航线——驼峰航线。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飞行难度极大，飞虎队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昆明上空架起了一道空中桥梁。云南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飞虎队员提供物资，全力营救落难飞虎队员，让飞虎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一个标志。

　　“顶好！”舞台上，昆明当地民众自发创作的音乐剧《翠堤长虹》再现了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的故事。剧中，当地人竖起大拇指，用方言“顶好”来称赞飞虎队员的英勇，台下的莫耶也双手竖起大拇指回敬台上的演员。莫耶的孙女莎拉·莫耶很受感动，“我们和中国人民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和情感是相通的，我一定会将这份真挚的情谊传递下去。”

　　飞行护眼镜、军用油气炉、飞虎队员与中国军民的合影……在昆明市博物馆飞虎队纪念馆，一件件文物无言诉说着飞虎队员与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畏牺牲、共同战斗的故事。简·邦纳·斯科特的父亲斯蒂芬·邦纳也是飞虎队老兵，在馆内看到父亲的照片时，她不禁落泪。“父亲经常跟我谈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很爱中国。两年前他去世了，这次我代父亲故地重游，总是想起他。”简表示，飞虎队的历史和记忆不仅属于她和家人，也属于两国人民，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飞虎队的故事，珍爱和平与友谊。

　　飞虎楼、飞虎大道、飞虎队主题餐厅……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不时会遇到“飞虎”字样，它们也成为飞虎队与中国人民深厚情谊的生动注脚。嘉兰惠曾不止一次到访昆明，“我在昆明飞虎队纪念馆开馆之时便来到现场。我接触过的所有飞虎队员都说，他们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我由衷希望这份深厚情谊能在年轻一代继续传递下去，续写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美好篇章。”

　　“希望飞虎队精神代代相传”

　　在柳州军事博物园门前的草坪上，停着一架1∶1仿制的飞虎队P—40战斗机。“我父亲驾驶过P—40战机！”小克利福德·隆兴奋地掏出怀里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名年轻飞行员和战机的合影，“这是我父亲，当年他来中国时只有19岁。你看，照片上写着：1944年在中国，已执行109次战斗任务。”

　　在柳州军事博物园，代表团成员和柳州文史专家展开了热烈交流。“我父亲曾开战机负责运输工作，在柳州待过两天。”飞虎队老兵詹姆斯·米尔斯之女、基金会副主席玛格丽特·金坎农此行专程带了一张重印的老照片，“照片中是一架飞虎队战机，今天我将它送给贵馆。”

　　“2003年至今，我们一直致力于搜寻整理飞虎队在柳州的故事，相继出版了多部有关飞虎队的书籍。”柳州市飞虎队文史研究专家黄希翎说，“和飞虎队老兵以及代表团的交流对我们来说很有收获，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讲好飞虎队的故事。希望能通过更多民间的力量发扬飞虎队友好合作的精神。”

　　行程最后一天，代表团来到了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今年6月，该校与美国斯科菲尔德中学缔结成为“飞虎队友谊学校”。在代表团成员热烈的欢呼声中，学校航模社团的孩子们放飞了绘有飞虎队图案的飞机模型。代表团成员纷纷抬头仰望着天空，视线追随着模型，追忆共同奋斗的过往。

　　当天，在代表团的见证下，该校“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正式启动。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每年组织中美师生互访，参观飞虎队战斗过的历史遗迹和纪念馆等，邀请美国飞虎队老兵和后代、历史学家与师生开展交流，让中美两国年轻人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让两国人民的友谊薪火相传。“很高兴看到很多人都没有忘记飞虎队，希望飞虎队精神代代相传！”格林感慨地说。

　　“此行很多展览令我印象深刻，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临行前，莫耶与孩子们握手告别，“希望两国的青年一代能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把飞虎队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

　　（本报记者白紫微、刘歌、刘玲玲、祝佳祺、姜峰、沈靖然、叶传增）

　　《 人民日报 》（ 2023年11月14日 18 版）

(责编：杨光宇、胡永秋)

　　 中新社 北京3月28日电 题：埃及汉学家阿齐兹：走进汉学需迈过“三道门槛”

　　作者 陶思远

　　从一名普通的汉语学习者成长为一名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汉学家，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用了40多年。他说，解读中国故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倾注了数十载心血，仍觉得自己贡献太少。近日，这位埃及汉学家在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时这样评价他心里的中国：“它历史悠久，和我的祖国埃及一样古老、一样美丽，我能感受到它每一个侧面所展现出的丰富与深沉。”

　　初见北京，“和埃及差异特别大”

　　阿齐兹的“汉学人生”是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1977年，他在开罗开始学习汉语。那时候，他对“什么是汉学”一无所知，“因为学习汉语其实离研究汉学还很远很远”。

　　阿齐兹认为，走进汉学至少需要迈过三道“门槛”：汉语学习只是第一步；“当汉语学习达到一定水平，我就开始接触翻译，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才是接触‘汉学’。汉学范围广大，不是学会了汉语、能做简单的翻译工作就表明你是个汉学家了。汉学内涵深厚，我花了十年时间才仅仅掌握了基础，才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在铜陵市铜官山区露采小学一年级(2)班的语文课上，来自也门的尤诗娜请教老师问题。尤诗娜与女儿同桌学习，聚精会神地和其他学生一起听老师讲课。钟欣 摄

　　回忆起第一次“中国之旅”，已隔37年，阿齐兹仍难掩激动。1987年，阿齐兹获得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的机会。谈及感受，他话锋一转，笑了起来，“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中国，我觉得‘很奇怪’……”

　　“中国人的吃饭习惯、学习方法、生活方式都和埃及人不一样，差异特别大。”阿齐兹举例称，埃及的学校一般是半天课，但中国不一样，要上满全天。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北京怎么那么冷？我还记得买冬装的地方叫五道口，那是一个大学生们都喜欢去的地方……”回忆起学生时代，阿齐兹说，“当我终于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北京又下雪了，变得更冷。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雪，我兴奋得和同学们一起在雪地里滚雪球、打雪仗……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生活。坦白说，一开始我适应得很困难，但最终还是完全融入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2023年1月2日晚，外国人在北京世贸天阶的滑冰场内享冰上乐趣。贾天勇 摄

　　就这样，阿齐兹与中国的“半生缘”从“奇怪的体验”开始。此后37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巨变，目睹了民众生活的改善。这种星移斗转也令阿齐兹“称奇”，“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眼见着中国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带领那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所有人都意识到，东方这个全新的大国正在崛起，它在国际政治舞台、经济领域渐渐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汉语热”。吴之如 制图

　　近年来，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上升。阿齐兹表示，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很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了“汉语热”。

　　30多年前阿拉伯人对中国戏剧“完全陌生”

　　当然，与中国社会一同经历“日新月异”的还有阿齐兹自己。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升，他开始进入“汉学门槛”的第二个阶段——尝试翻译，他最早接触的题材是戏剧。

　　“1985年，我刚大学毕业。有阿拉伯出版社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竟然问我中国有没有戏剧。我很诧异，说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戏剧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一家出版社让我选择一个优秀的中国戏剧家介绍给他们，我从很多名家中选择了曹禺，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日出》。”

阿齐兹译著的曹禺《日出》。图源网络

　　回忆翻译的过程，阿齐兹连续说了三次“非常难”。汉语和阿拉伯语都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表达习惯、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我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要怎么翻译‘小东西’这个人物。她是个命运坎坷的小女孩，曹禺先生在这个名字里寄托了无限的悲悯。但如何才能让阿拉伯读者理解‘小东西’的意思？她又不是个‘物件’，我只能换一种表达方式，最终把她翻译成‘可怜的小女孩’。”

　　类似的例子还有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阿齐兹说，“萧萧”是主人公的名字，也经历了浮沉的一生。如果直译到阿拉伯语中，读者很难理解“萧萧”是什么。最后，他把它翻译成“童娘”。后来这部翻译作品在阿联酋等国家吸引了很多读者，很畅销。

阿齐兹译著的老舍《茶馆》、沈从文《萧萧》、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图源网络

　　阿齐兹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具备国际水平，但翻译质量太重要了。翻译就像桥，如果质量不行，就无法将好作品送到阿拉伯世界，甚至破坏了作品本身，也破坏了中国形象”。在他心中，优秀的翻译家要拥有非常全面的能力，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是基础，还需要具备精湛的文学水平。

　　“曹禺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中国朋友”

　　在与诸多经典隔空对话的千百个日夜里，阿齐兹先后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并在此过程中结交了一些有名的中国朋友。他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正是曹禺先生。

　　“我见过他三次。”阿齐兹对每次见面都记忆犹新，“前两次都是我去他家里，最后一次是在他的病床前……那时候，他的病情已经不太好，听力也不太行了。一开始我说的话都需要他夫人在他耳边再说一次，但聊着聊着，他好像开心起来，也有了些力气，同我说了很多。”

　　提起这次最后的会面，阿齐兹讲得格外细致。“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话题并未局限在戏剧领域。我们还谈到了古典文学，包括他眼中的《红楼梦》有多美。可能大家都不相信，那天我们在医院里聊了四小时！”

　　阿齐兹告诉记者，“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他说他读了很多书，也获了很多奖，更见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但‘我就是我’。”阿齐兹进一步解释说，曹禺先生其实是想告诉他，要心无旁骛，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风格，保有自己的特色。要尊重他人的学识，但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阿齐兹主动谈起了他选择翻译《日出》的原因。“我喜欢太阳，更喜欢日出。这部作品就像‘日出’这个意象一样，给黑暗带来希望，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带来希望。它也像曹禺先生这个人一样，给所有人带来希望……‘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这是多让人向往的句子。”

　　“很多阿拉伯读者震惊于孔子深沉伟大的智慧”

　　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阿齐兹不断深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研究汉学，仅会做语言翻译、有些文学基础根本不够。如果想真正读懂《红楼梦》，仅知晓汉语可能做到吗？”阿齐兹说。

　　于是，在尝试翻译了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后，阿齐兹又翻译了《论语》《老子》等古代典籍。“这些书已经不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了，它们是中国人道德准则、哲学思想的浓缩。”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阿齐兹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专注于修身，或者说专注于道德的养成。他们努力达到君子的标准，帮助他人、造福社会，服务国家，其思想核心皆从道德出发。

2021年6月10日，“第五届老子文化论坛”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启幕。外国嘉宾在论坛现场诵读《道德经》。阚力 摄

　　18世纪时，西方学界曾一度向中国学习，把孔子视为圣人。那时候，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与“道德”有关的社会矛盾，他们认为能从孔子的思想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阿拉伯世界却对孔子感到陌生，“每个人都在猜他是谁，但几乎没有人准确知道他是谁……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么厉害的人和思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阿齐兹称，自己在翻译《论语》时，以阿拉伯语详细讲述了孔子的生平、经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介绍了他在道德、理想方面的思想和追求。很多阿拉伯读者了解这些内容后震惊于孔子深沉伟大的智慧。

　　说到此处，阿齐兹笑了起来。他说，“我想这才是汉学研究的意义。汉学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但终我一生，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向阿拉伯世界‘解读中国故事’这件工作的，这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完)

　　受访者简介：

阿齐兹。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供图

　　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世界汉学家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及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汉学家、翻译家，埃及作家协会和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成员。2001年，他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了中文系，现任该校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多年来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如话剧《日出》《茶馆》《蔡文姬》《原野》，沈从文小说《边城》《丈夫》《萧萧》《虎雏》，田汉作品《名优之死》《咖啡店一夜》等。迄今为止，他已相继翻译出版二十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并于2018年获第九届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荣誉奖”。

【编辑: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