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之一。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世界诉说着城市的底蕴和内涵，也彰显着中华文明的连续与绵延。 中新社 “东西问”特推出“京华文韵”系列，通过讲述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先农坛、北京中轴线、大运河、首钢园等文化遗产的发现、研究、保护和发展故事，从中领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风韵，感知中华文化的厚度与温度。敬请垂注。

　　 中新社 北京2月2日电 题：中轴线上的“一亩三分地”，何以讲述“农耕中国”？

　　——专访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

　　 中新社 记者 徐婧 杜燕

　　北京中轴线南端，有一处重要的礼制建筑群，这就是先农坛。从昔日祭坛到大众公园，到公用场地、办公场地，再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历经600余年变迁，先农坛凝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历法、农业、礼仪等方面的璀璨文化，其修缮保护历程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优秀例证。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日前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讲述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故事，解析先农坛如何成为中外人士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农耕文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成为国际交流、文明互鉴的平台。

视频：【东西问】北京中轴线上古代皇帝的“一亩三分地”如何耕种？ 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北京先农坛是何时建成的？在北京中轴线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薛俭：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农业起源之神和相应的神话。中国农业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考古发现距今最近的物证也有约一万年的历史了。据传，上古时期的炎帝神农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之一，神农氏辨五谷、尝百草，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杰出贡献，于是后人将其尊奉为农耕的神明，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农立国，神农氏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自汉代起，祭祀先农被列入国家典章制度，并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先农坛，为祭祀神农氏而设，与明代北京城同时设计建造。据《明实录》记载，北京城的建造“悉仿南京旧制”。除紫禁城“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明故宫，而高敞壮丽过之”，国家祭祀礼仪建筑同样是明永乐皇帝建造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农坛便是其中之一。

先农坛观耕台。关忻 摄

　　根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中，“左祖”是在宫殿左前方设祖庙，是帝王祭拜祖先的地方，即太庙；“右社”是在宫殿右前方设社稷坛，是帝王祭祀土地神、五谷之神的地方，这是古代礼制思想中重祖先、敬土地的体现。

　　当年，明永乐皇帝在北京城南部还建造了祭天地的“天地坛”和祭山川的“山川坛”，两坛东西而立。这个“山川坛”就是现在的先农坛，是当年供皇帝祭祀诸路神明之地，如“先农”“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等。每年春季，皇家还会选择吉日到此举行祭祀典礼和亲耕仪式，以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并表达劝课农桑之心。

　　明嘉靖年间，在“山川坛”的南侧添建了天神、地祇二坛，并将“山川坛”更名为“神祇坛”。到了明万历年间，为了更加突出先农坛的重要地位，将“神祇坛”改名为“先农坛”，一直沿用至今。

　　先农坛历经600余年风雨沧桑，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祭农神场所。它和天坛布局于北京中轴线两侧，是北京城对称格局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新社 记者：先农坛为何会有“一亩三分地”？体现了怎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薛俭：中国自古是农耕大国，一直以来对农事极为重视，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周朝，就有祭祀先农和耤田礼仪制度存在。《礼记》记载，周天子有耤田千亩，诸侯百亩。周天子为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每年农历三月都要举行象征性或礼仪性的耕耤礼。

　　先农坛为劝农所设，明清两代皇帝都来先农坛亲祭先农和亲耕耤田。皇帝亲耕的耤田称之为帝耤，面积约800平方米，皇帝躬耕区是长11丈、宽4丈。亲耕时，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两侧为户部尚书与顺天府尹，伴随着奏乐，皇帝扶犁三推三返，由户部侍郎播种。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先农坛“一亩三分地”参观京西稻。易海菲 摄

　　人们常说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讲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这“一亩三分地”就是指皇帝亲耕耤田，面积是一亩三分。耤田之礼是中国农耕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农坛的祭农典礼和皇帝亲耕之礼一直延续到清末。尤其清雍正时期把耕耤礼推到极致，成为一项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制度。清代画家郎世宁创作的《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记录了雍正皇帝在春季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的盛典，以及到“一亩三分地”耕种耤田的宏大场面。

　　在“一亩三分地”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还反映出古代帝王重农务耕的治国理国思想。雍正皇帝是“亲耕出勤率”最高的皇帝，在位13年，有12年都来此亲耕；乾隆皇帝行耕耤礼次数为历代皇帝之冠，在位60年，共有28次亲行耕耤。

　　2019年，先农坛恢复了“一亩三分地”风貌，尝试种植稻、黍、稷、麦、菽。除展示外，在春耕、秋收等时节举办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既让公众增长五谷常识，又体验农耕不易。如今，具有独一无二历史文化价值的“一亩三分地”是先农坛农耕文化的核心展示区，已成为一处网红打卡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农耕文明。

　　 中新社 记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缘何选址先农坛？如何传承和发展古代建筑、历法、农业、礼仪等方面的璀璨文化遗产？

　　薛俭：先农坛不仅讲述中国农耕文明和中国古代国家礼仪制度、治国策略，还因独具特色、较高建造水平的古建筑群而备受关注。

　　先农坛由周长三公里的坛墙环绕，坛分内外两层，内坛是祭祀先农的主体，设有太岁殿、拜殿、先农坛、神厨、神仓和具服殿、观耕台等，外坛在内坛的南门外建有天神坛、地祇坛，东门外筑有庆成宫，这些建筑基本保存了明初古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与明代所建紫禁城、太庙、天坛、十三陵等共同展现明代皇家建筑之美。

先农坛神仓。牛云岗 摄

　　作为明清时期皇家坛庙建筑的重要遗存，先农坛的建筑结构多变灵活，与传统“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布局不同，更像是根据帝王祭祀实际需求、农业耕作中实际需求为主布局。因形制各异、体量不同、色彩华丽多姿的建筑群体，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选址于此，并于1991年对公众开放。

　　区别于西方的古建筑，中国古建筑有其独特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农坛的建筑群可以看到，这里多采用抬梁式建筑形制，不同于西方的穹顶形制；这里建筑材料多为木材，不同于西方的石质材料……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座建筑类专题性博物馆，一方面要更好地保护先农坛内的重要文化遗产与文物，另一方面要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更好地展现给全国乃至世界。

　　以镇馆之宝“天宫藻井”为例，它是明代现存藻井中的精品，在圆井中又含方井，藻井的四角有四大力士雕像，似是托起整个藻井。圆井现存5层结构，其中4层结构上都造有天宫楼阁，从下往上数，越往上楼阁数量越少反而体量越大。第一层有楼阁32座，第二层有楼阁16座，第三层有楼阁8座，第四层是方井层，有楼阁多少呢？这层只是在每边结构上有一座楼阁，共有4座楼阁。第5层为最上面一层，也就是盖井层，在盖井层上绘制有二十八星宿图，绘有星星1400多颗。整个藻井技艺极为精巧，今天看来依然美轮美奂。

镇馆之宝“天宫藻井”。张宇 摄

　　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通过各种形式的展览和科普互动活动，传播和普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知识，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希腊等地文博机构展开交流，成为中外人士了解中国古代绚烂多彩传统建筑及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中新社 记者：先农坛历经了怎样的保护过程？对中国文物保护有何启示？

　　薛俭：先农坛的文物保护可以看作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公众对文物保护的认识逐步深化：由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到如今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做好文物本体保护，还要做好文物风貌和文物系统性保护。

　　作为曾经体现皇帝重农的亲祭之所，先农坛在民国之后逐渐衰败。到1916年，先农坛被辟为公园对公众开放。1936年，在原址东南角盖起公共体育场，后更名先农坛体育场。1949年，北京市育才学校的前身华北育才小学入驻先农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农坛古建筑一直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农坛被北京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在著名文物古建专家单士元、郑孝燮、马旭初等人的呼吁下，北京市政府在1988年批准组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1991年先农坛正式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杜建坡 摄

　　随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成立，北京育才学校等单位逐步腾退到古建筑区域外，政府逐年拨付经费对古建筑进行修缮。2011年，北京市提出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先农坛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历史建筑群，成为文物修缮保护的重点。

　　近年，先农坛等一批中轴线上的古建坛庙迎来“焕颜”计划，古建修缮方案获得社会和政府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先农坛古建筑区域恢复了历史风貌，宰牲亭院落首次揭开神秘面纱，神仓建筑群完成修缮，与世隔绝了二百多年后向观众显露真容。

宰牲亭院落。杜建坡 摄

　　在我看来，先农坛实现了古建筑群整体腾退，不仅保护了文物本体，还完整地恢复了古建历史风貌。根据最小代价原则，部分缺失附属构件进行了复原展示性恢复，而非再造。同时，部分影响历史风貌的非文物建筑被拆除，还原了古建筑的原有风貌，确保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600多岁的先农坛，已从昔日的坛庙成为大众文化活动的场所，既保持历史的真实面目，又激活历史的生动表情。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一颗明珠，展现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持久的文化魅力，是国人和国际友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是国际交流、文明互鉴的平台。(完)

　　受访者简介：

　　薛俭，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曾任北京文博交流馆(北京市智化寺管理处)、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馆长。组织完成多项文物古建修缮工作，组织策划多项展览和文化活动，策划举办九届智化寺京音乐文化节，带领音乐队两次赴大英博物馆和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展演。参加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协助完成北京地域内的国有单位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首次将明永乐大钟的新年祈福钟声通过线上直播传向海内外，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首次在“一亩三分地”进行春耕和秋收农耕体验活动直播。

【编辑:付子豪】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青 王春

　　见习记者 张运恒 刘琳 方芳

　　“枫桥经验”是一个讲了一甲子，仍在延续的传奇故事。

　　1963年，浙江绍兴诸暨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好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绍兴市考察，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明了方向——“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60年来，发端于枫桥小镇的“枫桥经验”，在实践中形成了“群众唱主角，干部来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了”的新时代特征，在浙江遍地开花结果，于全国各地大放异彩，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实践充分证明，“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是我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

　　记者近日来到浙江，在这片孕育发展了“枫桥经验”的沃土，探寻“枫桥经验”60年来历久弥新的传承密码。

　　密码一：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

　　“到径山，吃茶去！”坐在百年香樟树下，几碗径山热茶。

　　一下午，茶色渐淡，聊兴仍浓。树干上的“樟树下议事”木制字牌，依稀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

　　漫步在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的村道上，入眼是村落围墙的青砖灰瓦、山石绿植，别有一番宁静安然的山野之趣。

　　“这些美景，都是村民商量出来的结果。”小古城村党委书记林国荣告诉记者。

　　过去，家家户户的老围墙两、三米高，裹紧了农家院子，也挡住了整个乡村的景观视野，成为小古城村向村落景区发展的一道坎。

　　2018年，村党委在钱三村民小组试点降低围墙。为此，村干部花了一个月，挨家挨户入户了解情况。排查结束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樟树下议事”——

　　“我的围墙打得那么好，为什么要让我拆掉？”

　　“安全问题怎么办？”

　　“拆了之后，我家院子不是谁都能看见了？”

　　面对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疑问不断。对于这些问题，村干部早已提前做好了答案：全部路口安装监控，加强安全巡逻，讲清“经济账”“长远账”。此外，还提供了三套围墙方案与村民共同协商讨论。

　　渐渐地，村民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不仅同意围墙改造方案，还主动参与提升乡村之美。转角做圆，街道拓宽，有的村民们无偿让出自家土地。有的村民提出，“千墙一面”不好看，一定要保留自己的记忆“符号”。于是，每家每户的新围墙上，都嵌着山石、老砖、石墩、石墨等户主珍藏的“老物件”。

　　这些村民主动提出的“微改造”让村子韵味十足。八方来客络绎不绝，食有茶经餐厅，饮有径山禅茶，观有阳光农场，住有老杭大民宿……小古城村“众人的事众人商量”，打造了属于所有人的“山水间的家”，让家门口的“共富路”越拓越宽，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百年香樟下，一张圆桌与一道道围墙道出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第一重密码——百姓事、百姓议，大家事、大家办。从杭州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实践，到温岭市“民主恳谈”，再到宁波市象山县推广“村民说事”制度等做法，浙江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机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让这项源于群众创造的基层工作经验，回归于群众实践。

　　密码二：坚持党建统领干部来引导

　　白杨街道是杭州市钱塘区经济发展的“起锚地”，也是新杭州人的“筑梦工厂”。大创小镇、杭州综合保税区都在这里。

　　白杨街道邻里社区是杭州首个专门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型社区，集聚了近万名技术工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邻里社区拼接了“新杭州人”的工作与生活。他们参与这座城市的建设，也渴望融入这里。

　　如何让平均年龄21岁的产业工人，安心在这里扎根？邻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敏华提供了一个答案——除了“身融”，更要“心融”。在成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前，张敏华做过打工妹、仓库保管员、前台服务员等多个职业。了解打工人的她逢人便说：“就当是你们老家的村子，我就是‘村长’。”

　　为了凝聚更多力量，张敏华组织邻里社区和十多家企业组建了“邻聚力党建共同体”，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帮助年轻的“新杭州人”感受城市的温度。

　　某天一早，张敏华接到了邻里社区美食广场某餐饮店邱老板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张书记，我来这里认识的人又少，不知道找谁，看了看手机里存着您的号码，希望社区帮帮忙！”原来，餐饮店老板邱老板想在店铺租期满后回老家，但店铺和5名员工宿舍到期时间有十几天的间隔。期间店铺的伙计们住哪里？大量衣物行李怎么储存？无可奈何下，他找到邻里社区寻求帮助。

　　于是，张敏华马上派邻里社区党支部成员实地了解情况，经过社区“邻聚力”党建联建机制，联动某物业公司为其寻找短租公寓。在各方资源的联动支援下，邱老板在周边小区租到了合适的房子，解了燃眉之急。他感激地说道：“没想到社区对于自己这样一个即将离开的居民还是很热心，这几年感受到了社区的照顾和服务，很感动！”

　　在邻里社区，无数和邱老板一样的产业工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也用自身行动回馈社区，实现双向奔赴：有人下班赶到门岗做交通安全劝导员，有人用技术所长解决水泵维修难题，还有人每月参加志愿街区服务免费为大家理发，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及他们的家人，真正把这里当作温暖的“第二故乡”。

　　邻里社区的故事，让我们找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第二重密码——党建引领、干部带头，是激活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党建统领网格智治，全面构建“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治理体系；打造“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实现社情民意全渠道收集、全天候倾听、全闭环处置……近年来，浙江始终坚持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靠前一步，把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解决在当时当地。

　　密码三：培育社会组织促共建共享

　　“如果您有一个守护平安的‘警察梦’，如果您有一副乐于奉献的‘热心肠’，那就加入我们吧！”走进“红枫林”义警服务发展中心，门口一张落款为“陈大侠”“周女侠”的海报吸引了过路人的眼球。

　　“我们是一家初创的社会组织，申请加入红枫林，希望能在团队建设和资源链接方面帮我们一把……”今年7月中旬，诸暨市旭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桂兰，向诸暨市红枫林义警服务发展中心提交了入驻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91岁高龄老人山林走失，请求协助。”贵州籍退伍军人罗勇接到通知，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参与搜寻，经过数小时救援，老人被平安送到山下。罗勇加入民安公益救援队的想法，源于前不久看到的招募令。

　　线上线下发布招募令，鼓励和帮助有志于平安建设的群众，是“红枫林”服务入驻社会组织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今年5月，全国首家义警发展类慈善组织——诸暨市红枫林义警服务发展中心成立。红枫义警、调解志愿者联合会、蓝天救援……在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8支平安类社会组织加入了红枫林“进修班”，在枫桥派出所的精心指导下，培育出先枫护苗、错峰反诈、河道义警防溺水、反家暴、少年义警队伍培育、金牌调解薪火传承等12颗“平安种子”，“平安网络”越织越密。其间，枫桥镇更实现了电诈发案数同比下降51%、主要河道水域零溺亡等诸多成效。

　　在千年枫桥镇，一颗颗“平安种子”与一张“平安网”彰显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第三重密码——培育社会组织促共建共享。桐乡市“乌镇管家”、杭州市“武林大妈”、舟山市“东海渔嫂”等社会治理品牌队伍，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投身基层治理工作，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初具雏形。

　　回望一甲子，“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

　　但是，不变的是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基因，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灵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路走来，浙江始终坚持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有机统一起来。在与群众的相濡以沫、相依相惜中，实现了“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

　　新时代新征程，枫桥的故事不会结束。平安的蓝图，也将再谱新篇。

　　【专家点评】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更是其创新发展的试验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的实践探索，反映出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贯穿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枫桥经验”能够历久弥新，在村民自治、社区治理、纠纷化解、志愿服务等城乡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制度“密码”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通过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群众唱主角、干部来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了”可谓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诠释，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全新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刘君博)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编辑:刘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