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开展耕地保护专项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对66件耕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集中督办交办，督促强化执纪执法，严查问题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问题。目前，66件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共追责问责746人，其中204人为地方党委、政府或部门“一把手”，释放了以铁的纪律护航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强烈信号。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党中央三令五申，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新征程上，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而是更加艰巨。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督促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和地方强化监管、加大整治力度，深挖彻查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问题，以精准监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要求。

　　强化政治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耕地保护“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耕地保护相关工作，坚决纠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要进一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盯主体责任落实，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和调研督导，压紧压实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督促各地党委、政府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现象。

　　深挖彻查耕地乱象背后的责任、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例表明，耕地乱象背后往往存在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存在以权谋私、利益交换、收受贿赂等腐败问题。今年2月，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明确要求坚决惩治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战略举措落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针对66件耕地违纪违法典型问题线索，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地方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违规推动、违法审批等背后的责任问题，以及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等腐败问题。一系列举措，释放出“严”的信号和“惩”的震慑。要继续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耕地保护监督工作始终，严管严治、动真碰硬，精准监督执纪问责，向破坏耕地行为坚决“亮剑”。

　　聚焦突出问题，推动整改整治。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对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突出问题深化整治。通过梳理典型案件发现，贯彻落实党中央耕地保护决策部署打折走样，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土地整治项目等谋取私利，地方党委、政府主导推动违法征地批地、占地搞建设，有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不担当、不尽力，违规侵占耕地挖湖造景、建“大棚房”等“非农化”问题较为突出。要紧盯突出问题加强专项监督，持续开展纠治，强化执纪执法问责，督促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认真履职尽责。要深入剖析已查办案件暴露的短板漏洞，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监管措施。要利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震慑作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耕地保护重要性，胸怀“国之大者”，切实承担起耕地保护责任。(中国纪检监察报 李鹃) 【编辑:李润泽】

　　在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九龙岗，曲折的山路旁，有一块硕大的山石碑，上刻几个红色大字：陈心陶纪念地。中山大学与佛山市三水区共建的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包含5个场所，这片纪念地是其中之一。

　　2022年5月，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入选为首批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陈心陶，这位赫赫有名的岭南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家，在20世纪50年代举国“围歼”血吸虫病战役中，创造性地提出“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消灭钉螺”的血吸虫病防治对策，因功绩卓著而数次受到毛泽东接见。

　　“事业必须在祖国生根”

　　1904年5月，陈心陶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一个普通邮局职员家庭，因幼年丧母，童年并不快乐。但他从小勤奋好学，1921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靠勤工俭学完成了该校生物系的学业。1925年毕业后，陈心陶留母校任教，1926年7月来到广州，受聘于广州岭南大学，先后担任生物系助教、讲师。

　　1928年，陈心陶因在校表现出色，获得奖学金赴美国进修。他选修了寄生虫学和比较病理学，仅用3年时间就先后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比较病理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陈心陶毅然回到祖国，1931年开始任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授，还承担起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长的重任。

　　在那个年代，从事寄生虫学研究的人寥寥无几，陈心陶决定做一头开荒牛——他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醉心于调查中国南方各种动物体内的寄生虫，并以深入乡间田野考察的实证，陆续发现并命名了许多寄生虫新种，轰动学术界。

　　在1940年发表的专著《怡乐村并殖吸虫》中，陈心陶用极为丰富的数据雄辩地证明一个新肺吸虫物种的存在，修正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单一肺吸虫物种的看法。该专著也成为我国最早的有关并殖吸虫的权威性专著。

　　后来，日军进犯广州，岭南大学几度被迫搬迁，终至1942年停办。1946年，岭南大学复办，陈心陶回到岭南大学医学院，任寄生虫学科主任、代院长。其间，他失业过、流亡过，还在战火中失去了一个初生的孩子，但从未停止学术研究，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一线经验。

　　1948年至1949年间，陈心陶获邀再次来到美国华盛顿的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进行蠕虫免疫学研究，又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力的专业论文。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不顾各种挽留，迅速奔赴回国，重回岭南大学任教。

　　陈心陶后来曾在自传中提到这段经历，坚定地写道：“一个中国人，他的事业必须在祖国生根。”

　　一张与毛泽东的合影

　　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北校区的寄生虫学楼，是陈心陶教授生前从事教学科研的地方。迈进一楼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毛泽东亲切接见陈心陶的照片，拍摄时间为1956年1月，当时陈心陶正应邀参加全国科研十年规划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3次接见陈心陶，照片记录的便是其中一次：毛泽东在国宴上和他比肩而坐，同桌共饮。当时陈心陶穿的那件中山装，至今仍存放在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内，成为了“镇馆之宝”。

　　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负责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教授吴忠道，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说，毛泽东之所以接连3次接见陈心陶，一是因为陈心陶当时是具有丰富现场工作经验的知名血防专家，作为政协委员的他在会上积极响应毛泽东的“灭虫”号召，高度认同新中国将血吸虫病防治纳入国家规划的做法和主张。第二个原因是，陈心陶提出的结合水利及农业生产来防治血吸虫病的科学对策，与毛泽东的判断不谋而合。

　　血吸虫是一种可感染人和多种哺乳动物的寄生虫。人体接触到含有血吸虫尾蚴的疫水后，最快10秒就可以被感染。1949年前后，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全国的患病人数达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群众称之为“瘟神”。

　　1950年，陈心陶刚从美国归国不久，就听说广东四会等地出现“男人大肚如怀孕”的疫情信息，他立刻随省人民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赶赴疫情现场开展调查，从此投身到新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事业中。他的初衷正是“为了人民的健康”。

　　在今天位于佛山三水南山镇的六和塘背村，广东省首座以血吸虫病防治为主题的纪念馆“初心学堂”里，仍保存着陈心陶参加那次全国政协会议后亲笔写下的文章。他说：“毛主席鼓励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国家可以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出的事情来，不要怕困难，有困难就一个一个去克服。”这不仅是陈心陶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也成为他毕生从事科研的动力之一。

　　独创“六字方针”驱瘟神

　　陈心陶绝不属于书斋和实验室的科学家，他的足迹追随着危险的寄生虫，几乎踏遍了当时广东省内的各个疫区。对当地居民、耕牛进行粪便涂片检查，解剖草塘地区生活的野鼠……通过努力，陈心陶团队积累了大量一手科学资料，最终摸清广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及具体情况，证实广东共有11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者达8万多人，部分村庄的居民感染率高达31.1%。

　　陈心陶长居疫区，亲自带着队伍在杂草丛生的河溪岸边寻找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钉螺。他观察钉螺的滋生环境，开展现场试验，发现用土深埋、用深水淹等办法可有效灭杀钉螺，便摒弃了原本使用西方流行的化学药物灭螺治虫的做法，并根据广东省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和特点、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独创的六字方针——“水(兴修水利)、垦(围垦良田)、种(种植作物)、灭(消灭钉螺)、治(医治病人)、管(管好粪便)”，以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这套方法既可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又消灭了钉螺，后来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科学有效的血吸虫病防治法。

　　陈心陶提出的治理方法受到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在全省推广，广东最终成为我国首批终止血吸虫病流行的省份之一。资料显示，当时的广东重点疫区四会县草塘，在交出了一份“加固20多里长的北江大堤，挡住两岸的洪水，填平几百条孳生钉螺的旧河沟，开出330多条总长150多公里的水渠，开发40万亩良田”的成绩单后，也彻底摆脱了疫情肆虐的困境。

　　为科研献身死而后已

　　令人唏嘘的是，因为常年涉险，陈心陶在科研实践中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1971年10月，他因病不得不手术切除脾脏，自此健康状况一落千丈。1977年5月，他又因后遗症再次住进医院，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在生命弥留之际，陈心陶仍没有停止自己的科研工作。首次病危被抢救过来后，他坚持每天审定几页《中国动物志·吸虫志》书稿。陈心陶自知时日无多，数次恳求主治医生：“再给我5年时间吧，我要做完我的工作。”只要有能离开医院的时间，他就将自己反锁在学校教研组办公室，争分夺秒地工作。

　　家人介绍，陈心陶在临终前几天已无法握笔，仍艰难地嘱托前来探望的亲人、学生，请他们帮忙完成几件事，其中就包括《中国动物志·吸虫志》的编纂。

　　1985年12月9日，广东省宣布消灭血吸虫病。省委、省政府表彰消灭血吸虫病的功臣，特别为陈心陶颁发头等功荣誉证书。又过了两年，陈心陶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扁形动物吸虫纲复殖目(一)》一书，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陈心陶一生研究成果丰富，发表了150多篇科学论文和《医学寄生虫学》《中国动物图说(扁形动物)》《怡乐村并殖吸虫》等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身为教授的他还为国家培养了研究生25名、进修生32名，成为当时全国培养研究生、进修生最多的教授之一，这些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寄生虫学各领域的中坚力量。

　　如今，在广东三水南山镇，陈心陶的名字依旧家喻户晓。这位著名教授，潜心研究血吸虫病，曾在三水长居十多年。后来，陈心陶与妻子的部分骨灰埋葬在这里。2009年，当地政府将他在三水的墓地建成了陈心陶纪念地。陈心陶的墓前不仅有他的雕像，还有当地人为他立的一块纪念碑。

　　墓地绿荫深深，陈心陶与妻子比邻相望的墓地中间，不知何时神奇地长出一棵直蹿蓝天的美丽异木棉，每年都在一丛墨绿劲松间开出一树粉红的花朵。三水区南山镇党委委员黄恒建说：“南山镇就是曾经的迳口农场，血吸虫病肆虐时期，这里‘十室九空’。如今，这里一片绿水青山，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生态环境。我们要把陈心陶的奋斗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访谈：

　　国有所召 医有所应

　　吴忠道(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负责人)

　　羊城晚报：如今我们身边早就见不到血吸虫感染病例，为何陈心陶依然被大家铭记？

　　吴忠道：陈心陶教授的墓前雕像上有一句题词：“为学之道，要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这正是这位杰出科学家的真实写照。他研究领域广泛，积极开展实验生态研究，填补了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上的多项空白，为华南地区的寄生虫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位1949年以前就成名的教授，他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以人民为宗旨的执政理念。血吸虫病防治的实践更让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了一位“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他当年不顾生命危险，第一时间冲到抗击血吸虫病的最前线，是中大人爱国奋斗奉献精神的典型代表，是我们师生学习的榜样。

　　2020年，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们还特意在陈心陶教授的墓前补上了一块碑文，标题为《众志抗新冠 再忆<送瘟神>》，这既是对陈心陶教授的缅怀，也是想表达“国家有召唤，中大有响应”的决心。

　　羊城晚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近年来加大投入，建立起包括陈心陶故居、初心学堂和陈心陶纪念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什么重要意义？

　　吴忠道：陈心陶教授是国家一级教授、我国寄生虫学奠基人之一、国际知名的蠕虫学家。他当年为广东人做好事、做实事，不仅起到了楷模示范作用，也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是有能力改变落后面貌的。

　　陈心陶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新时代新征程中重要的精神力量源泉。建设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就是要更好地发扬科学家精神，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特色鲜明的思政教育平台。

　　目前，每年有大量医务人员、学生、干部到基地参观学习，许多单位在该基地开展培训，学习前辈爱国奋斗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铭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初心。

　　延伸：

　　中山医“八大教授”

　　皆为一代医学宗师

　　1956年，陈心陶与当时同在广州医学院(即今天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奋斗过的谢志光、梁伯强、陈耀真、林树模、秦光煜、钟世藩、周寿恺7位教授一道，成为首批受国家卫生部认定的一级教授。

　　这8位教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实践力行，对中山大学医科教育影响巨大。中山大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书《大医宗师——中山医八大教授》，书中称这8位专家“为中国医科教育与中国医学事业作出独特贡献，成为一代大医名家、医学宗师”。

　　其中，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梁伯强，独创获取完整鼻咽的方法，首先提出“肿瘤间质反应”概念，相关论文被视为鼻咽癌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力遍及海外。

　　陈耀真为我国现代眼科学奠基人之一，主编了1962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医学院通用教材《眼科学》，参与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套眼科全书。

　　谢志光是我国放射学科创始人之一。最早提出中国人肠结核、长骨结核X线表现的系统全面报告，并首先报告髋关节后脱位的特殊投照位置，被称为“谢氏位”。

　　钟世藩是免疫单向扩散技术研究的先驱。20世纪40年代，他首次提出处于活跃繁殖状态的细菌有保护病毒活力的作用，获得国际权威病毒学家的认可；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是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

　　秦光煜则在血液病、脑瘤和麻风病理等领域有深入研究，1950年首次报告中国南方甲型脑炎病例，参与合著了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

　　周寿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建内分泌学实验室，是构建中山医学院富有特色教学体系的组织者与开拓者之一。

　　林树模则在血液化学、物质代谢、消化生理和内分泌生理方面作出卓越贡献。 【编辑: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