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右二）在拍摄发掘现场。 　　马方青摄

　　人物小传

　　赵海涛：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2002年开始正式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2019年成为二里头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主持或参与二里头遗址多项重要发现，两次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在《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或简报。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65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村落。随着中华文明的一角被揭开，这里承载起人们对古老“夏都”溯源与追寻的希望。

　　清晨5点，位于二里头村村角的考古工作站内，赵海涛已经醒来。最近，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常常在朋友圈“打卡”发一张窗外的照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对工作的提醒和激励”。

　　赵海涛接过上一代考古人的手铲、刮刀，20多年来坚守田野考古，默默研究脚下的中华早期文明。

　　一年中有近300天是在二里头度过

　　从洛阳市区东行，经过成片的麦田，在伊、洛两河之间，记者来到了二里头遗址。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历史上曾汇聚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多个大型都邑，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区域。

　　然而，要找到二里头考古工作站，却并非易事。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被偃师区翟镇镇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北许等村围绕。经村民指引，记者才在二里头村的一角，找到了赵海涛所在的考古工作站。

　　赵海涛带记者进入这个“一门三道”式的仿古小院。院内堆放着一筐筐的碎陶片，竹筐内放有标注时间、位置、记录人的登记卡。“这是新洗刷的陶片，晾晒后会再拼合、修复，最后存入库房。”赵海涛说，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做了20多年。

　　1995年，赵海涛考入山东大学，学习考古学。在考古学通论课上，赵海涛知道了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1959年，徐先生在豫西踏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自此，沉睡3800年的中华文明一角被揭开。”赵海涛说，“徐先生当年已是70多岁高龄，还深入田野一线，这种精神给我很大触动。”

　　在徐旭生的感召下，赵海涛对二里头也心生向往。1997年，一次外出实习途中，他路过并参观了二里头遗址，和这里产生了第一次交集。

　　1999年，赵海涛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者王巍、杜金鹏。读研期间，为了给硕士毕业论文搜集实地资料，他再次来到二里头。2002年毕业时，收到二里头工作队工作人员的邀请，赵海涛收拾行李，从北京来到了二里头村。

　　“包括我在内，工作队当时只有两名研究人员，其余是实习生和工人。”赵海涛介绍，进入工作队后，自己迅速投入忙碌的考古发掘中。到2004年，赵海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负责了二里头遗址考古田野工作中的大部分内容。2019年，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之际，赵海涛成为二里头工作队第四任队长。

　　参加工作后，赵海涛基本以工作站和遗址发掘现场为主要活动区域，一年中有近300天是在二里头度过，和附近的许多村民也成了老朋友。今年1月5日，偃师区政府授予赵海涛“荣誉市民”称号，二里头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接续努力，收获多项考古新发现

　　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下，湮没于黄土深处的中华早期文明，正逐渐变得清晰。2023年12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最新成果。项目研究认为，从距今3800年开始，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了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赵海涛解释，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主干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表明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原来认为这里只有9个方格的‘井字’形样态，经过推理和验证，发现‘井字’形道路延伸到更大的范围，遗址内可能存在至少15个方格。”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入选了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发现建立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之上。当年一进入二里头工作队，赵海涛便在前任队长的带领下四处寻道路、找城墙。“不同于石质建筑的石峁遗址，二里头的宫殿、城墙、道路都是土质的。”赵海涛说，“我就是从‘识土’做起，带着探工、扛着洛阳铲四处探察。”终于，在宫殿区外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纵横交错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随后又在“井字”形大道内侧，找到了四面宫城城墙。

　　赵海涛说，宫城内有中轴线布局，虽然规模不大，但其形制被后世多个朝代继承。随着宫城、道路、作坊区等一系列考古遗存的出土，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令赵海涛至今记忆犹新。

　　2002年春，工作队在宫殿区发掘出一件绿松石随葬品，并采用套箱提取的方式，于当年夏天运回了北京。刚进工作队的赵海涛，错过了前期发掘，但在后续清理和资料整理过程中，被这件文物的精美做工所折服。

　　2004年，这件绿松石遗存在室内完成精细发掘，一条长约70厘米、嵌有2000多片绿松石的“碧龙”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绿松石嵌片，有些特意做成了菱形，使龙鳞细节更加丰富、形象更为生动。”赵海涛说，“即使我们用现代工具去复制它，都存在一些困难，可见当时设计水平和制作工艺的高超。”

　　沉得下心，夯实基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眼下，天气回暖，考古工作也从冬天的室内转入田野。但作为队长，赵海涛要做的却不仅是跑现场。

　　“参与筹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村民协调考古发掘所占农田的赔偿等，这些事情都做过。”赵海涛说，“不过，最基础的工作还是在田野，这是考古学研究的支撑。”

　　“当年徐旭生先生潜心研究文献之后，从北京出发，在踏查登封、禹州、巩义等多地后，才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赵海涛说，“任何新发现都不是凭空偶得。”

　　经过65年的田野发掘，二里头现已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多网格式布局、方正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终，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在赵海涛看来，一系列成果的取得，都是数代考古人躬耕田野、团结协作的结果，不断拓展着二里头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近年来，赵海涛会抽空参加一些线上交流，回答考古专业人士和历史爱好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考古学家讲求实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当前的发掘和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点。”赵海涛举例，二里头遗址迄今未发现外郭城墙，有学者坚持“无邑不城”的观点，认为没有城墙的都城是不存在的；也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早期的大都邑外围都不设防。此外，各网格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是否有大型给排水系统？……诸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研究。

　　“300万平方米的遗址，目前发掘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沉睡3800年的二里头，倘若全部发掘完毕，按此进度，要有足够的耐心。”赵海涛提醒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要沉得下心，夯实基础，把田野现象挖清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20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短，但在二里头面前，我和我的前辈们一样，都还很年轻。”赵海涛说。

 

　　■记者手记

　　一场文明溯源的考古接力

　　二里头遗址发掘历经了六十五载春秋、四任工作队队长，经过一代代的考古实证，中华早期文明正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采访中，赵海涛多次说到“前赴后继”“代代接力”“团结协作”；他的同事，通过前辈留下的考古笔记，推理找到了新的主干道路；近年来多网格式布局的发现，也是对前期考古成果的拓展……60多年来，一个个前期发掘和研究成果，给今天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们站到了前辈坚实的肩膀上。

　　在二里头考古工作站，还有新生力量正在加速汇聚：他们有的是刚进队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是仍在求学的实习生。午饭时间，大家围坐一起，捧着搪瓷碗吃饭，乐在其中。这些年轻人，会在未来成长为考古领域的生力军，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不懈努力。

　　《 人民日报 》（ 2024年03月28日 06 版）

(责编：岳弘彬、牛镛)

　　托育人才紧缺 供需矛盾如何破解

　　当前，0-3岁婴幼儿照看难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多方努力，出政策给投入，以此解决“带娃难”问题。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人才要素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保障要素。

　　2019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以提高家政、养老、育幼等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文件要求合理确定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不同类型、层次学历教育相关专业和职业培训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并明确提出，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相关专业。

　　2021年，“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被纳入教育部印发的最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刚刚起步的专业建设，显然还无法满足社会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如何解决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怎样培养出一支高质量的托育人才队伍？记者对相关业内人士进行了采访。

　　托育人才“三不”现状比较普遍

　　“宁波市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在托育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存在数量紧缺、结构失衡、素质参差、培养不力等突出问题，托育人才‘不够’‘不来’‘不稳’的‘三不’现状比较普遍，严重制约宁波市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谈及托育人才队伍建设，浙江省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星达直言不讳。

　　陈星达说，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宁波全市在运营的托育机构保育员有近4700名，与托位配比平均7.4∶1，未达到国家规定保育人员与婴幼儿配比平均为5∶1的要求，人才总缺口在2000名以上，而全市仅有两所职业学校开设托育服务类专业，每年只能培养200名左右的专业人才。

　　该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董钰萍介绍，宁波市托育从业人员的现状是，91.3%的人员年龄在20-45岁之间，大专及以上从业者占比68.3%；托育从业者中有69.6%的人员从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其余从医护和婴托类专业和其他专业毕业；在职业证书方面，托育从业者大多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同时持有育婴师资格证或保育员证等；目前，托育机构人员基本没有编制。

　　“现有的托育队伍普遍缺乏专业背景，学历较低，年龄偏大，服务技能和综合素养与群众期待存在差距。”陈星达说，托育人才的“远水解不了近渴”，不仅仅是宁波市面临的难题，也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状：高校参与托育人才培养刚刚起步，而行业中在岗的托育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缺少继续教育机会。

　　如何“解渴”？加强产教融合、做好在岗人员的培训，成为一种“救急”的办法。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院长胡彬告诉记者，近几年，长沙人口流入量大，婴幼儿照料需求相当大，而社会上的托育机构才刚开始发展。

　　胡彬告诉记者，学院在招收家政服务管理专业学生之前进行了行业调研，结果显示，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在技术水平、文化素养、专业基础知识及精细化服务等方面存在差距。从事婴幼儿、产妇照护的一线人员虽然逐渐年轻化，但仍以40-50岁年龄段人员为主，通常是经短期培训后上岗。

　　2019年起，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与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省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合作，面向有学历提升需要的家政服务管理行业人员，开设母婴照护和婴幼儿照护方向“订单班”，目前已招收了两期共47位学员。在非学历教育层面，学校与企业联合开展“1+X”幼儿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3年来开办了93期培训班，培训人员近7000人。

　　在上海，上海开放大学于2018年启动0-3岁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开发职业道德与岗位技能并重的课程体系，组建“市-区-园”一体托育培训联盟，累计培训了超过2.28万名从业人员。

　　今年，上海开放大学进一步扩大托育培训服务范围，除托育机构老师外，还纳入社区托育点(宝宝屋)从业者和部分公民办幼儿园托班老师，截至9月底，完成覆盖全市16个区超过3600人的一线从业人员培训。

　　用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保障人才培养

　　高校是托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显示，目前已完成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设置备案的高职院校有661所；完成早期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的有257所。

　　记者了解到，由于市场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巨大且迫切，这些新开设的专业在招生数量上都有较大增长。

　　以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为例，2020年开办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婴幼儿照护)专业，招生23人；2021年开办早期教育专业，与家政专业共招生59人；2022年两个专业共招生69人；2023年两个专业共招生99人。

　　“这在学校专业的招生上，是相当不错了。”该校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教师周扬介绍，这两个新开设的专业3年来报考人数逐年增加，越来越受家长和学生肯定；2020级家政班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大部分都从事婴幼儿照护、托育机构婴幼儿保教等工作。

　　然而，对于这些刚刚起步发展的专业来说，要做到科学化、体系化地培养人才，还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严平在调研中发现，部分职业院校在托育相关专业建设过程中，虽然制订了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但教师数量和专业度不足，配套的实训室、教材和辅助材料等都还很不够。

　　2021年，严平去某省的几所院校开展研修班进校指导工作，他惊讶地发现其中一所学校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招收了3批学生，却只有两三名专业教师，实训室是放着一些小玩偶的空房间，“这显然无法保质保量完成课程教学”。

　　严平认为，从课程、师资、资源建设等环节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地，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核心任务。“要采取行之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保证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王豪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