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近日，“户口簿上再婚能否登记为已婚”的话题引发关注。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称：再婚后，去派出所变更婚姻状态时被改成“再婚”，以后很多地方都会使用到户口簿，让人十分尴尬，是否可以改成“已婚”？随后，相关部门回复称，按实事求是原则，应当登记为“再婚”。这一问答，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不必讳言，即便抛开隐私问题不说，“再婚歧视”在当前的现实中，也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有人希望允许将户口簿上的“再婚”登记改为“已婚”，这完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

　　从网友讨论的情况看，大家对是否应将“再婚”改为“已婚”，存在不同意见。比如，有网友就认为，“再婚就是再婚，没什么好尴尬的，正常面对就好”；甚至还有观点担心，如果统一改为“已婚”，是否会加剧隐瞒婚史的情况？

　　其实，这些认为不需要改变的看法，不过是一种想当然。一方面，如何面对“再婚”，每个人都难免会有不同的心理，一句“正常面对就好”恰恰忽视了个体的差异，也低估了“再婚”在现实中可能遭遇的尴尬；另一方面，所谓是否会让一些人隐瞒婚史，对另一方不公平，这实际是个伪问题。因为，户口簿上的信息是一种婚后的登记，根本就与是否隐瞒无关。更何况，个人婚姻状况，是完全可以在婚姻登记系统中查询到的。也就是说，户口簿上明确登记“再婚”，从来就没有什么预防隐瞒婚史的功能。

　　很大程度上说，在户口簿登记中标注“再婚”，更多是一种行政习惯使然。要知道，并无任何规定明确在户口簿登记中应该将“再婚”情况标出。所以，在并没有明确规定，也不影响户口簿登记严肃性的情况下，到底是必须登记“再婚”，还是允许登记为“已婚”，理应更多照顾到个人的需要。

　　此外，还有几个理由，也支持应该针对个人需求，人性化考虑是否必须在户口簿上标注“再婚”信息。一是，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明确规定，不论结婚者之前的婚姻状况如何，都不会在结婚证上标注。连结婚证上的信息都不涉及是“初婚”还是“再婚”，户口簿上再额外强调，显然必要性存疑；二是，公民基本权益与结婚次数无任何关系，在户口簿这样经常需要对外展示的个人“隐私信息”上专门区别“初婚”还是“再婚”，除了强化一种区别对待乃至歧视的倾向，似乎难有其他益处。

　　事实上，已有地方作出了示范。如2021年武汉市公安局在对市民的回复中就表示，按照“婚姻状况”国标字典的设计，“初婚、再婚、复婚”均属于“已婚”状态，公安机关在系统录入时，应按照公民实际情况填写，但在出具户口簿时，应打印为“已婚”。由此可见，这种操作是完全可行的，并且，也不会额外增加行政成本，那么，这种改进又何乐而不为呢？

　　需要重申的一个常识是，今天都在讲不断优化公共服务，但公共服务优化最需要参照的正是所服务的个体的真实需求，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在既不违反相关法律和原则，也不会增加明显的行政成本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就理应更多迁就和满足个人的需要，这才是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和人性化。这方面，近年来公安部门也早有过探索。如2018年，为了回应不少人不满意自己的身份证相片这一“痛点”，公安部专门明确，个人如果对拍摄的居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新拍照3次，从中优选满意相片。户口簿上是否必须登记“再婚”，已登记的能否改为“已婚”，也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服务改进，给予个人必要的选择空间。

　　(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 【编辑:刘阳禾】

　　阅读提示

　　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收获》相继走进直播间，获得上千万元的成交量，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深巷的酒”，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文学的读者还在，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文学就有“破圈”的机会。热闹过后，一切又回到了“酿酒”日常，组稿、审稿、编辑……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

　　3月12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首次“中国行”的最后一站，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与主播董宇辉一起畅谈文学并带货卖书。

　　不久前那两场备受关注的文学刊物直播专场，也发生在这个直播间。1月23日晚的《人民文学》专场和2月28日晚的《收获》专场，几十万的在线人数、上亿次的点赞量、上千万元的成交量，那些令人惊艳的数字，作家与作家、作家与主播互动产生的金句，让其关注热度持续不减。

　　当两本历史悠久但相对于其辉煌时期又沉寂已久的文学刊物，被再次推回到大众视野时，对文学界是一件振奋之事。

　　“这次文学与互联网的碰撞产生的热度，带来的影响令人惊叹，已远非‘奇迹’一词所能涵盖。这是文学活动，也是文学现象，更是文学事件。”《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两场直播会是一个转折点，当然也是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坚定起点，在文学期刊发展历史上，会留下浓浓的印记。”

　　与时代同行

　　2024年第3期《人民文学》到达读者手中，正是惊蛰和春分之间的日子。如果细心留意，就会发现3个页码的“人民阅卷”刊登的，是从《人民文学》杂志社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与辉同行”抖音号等平台选出的网友留言。

　　两本发表了国内诸多名家名作的文学刊物积极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外界反响是多面的。

　　“有人将此举定义为文学的自降身价，是向网络流量的妥协，其实这倒大可不必。文学从来都是真善美的传递，是与人为善的存在，文学刊物通过有效的方式深入广大读者内心，终归是一件好事。”陈涛的态度与立场是鲜明的。

　　最近，《收获》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吴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几天前，有位朋友一边关心他们是否还接受新人作者的投稿，一边说“让网红带货，笑掉大牙”。

　　“这里面难道不是有个悖论吗？假如一个人期待‘作者不问出处’，那么他也应该接受‘读者不问出处’。凭什么直播间下单的读者就一定是看不懂文学的呢？那这样的文学是谁需要的，又谈什么承载时代悲欢？”吴越的态度与立场同样是鲜明的。

　　“《收获》从创刊起就在努力保护、珍爱、接续文学传统，那绝不是‘画地为牢’的传统，而是‘与时代同行’的传统。在书报亭消失、邮局订阅式微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直播能近距离地和读者交流，那就去直播间——这并不可耻，也并不可疑。”吴越说。

　　双向奔赴

　　《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首秀，也是“与辉同行”直播间首次“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筹划前后经历了9个月，毕竟“对合作双方而言，由于尚无先例，直播效果难以预测，这就要求前期的大部分决定更需要魄力和担当”。

　　陈涛进一步解释道，对传统文学期刊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文学期刊长期形成的悠缓惯性，注定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快速多变的互联网节奏，在与直播平台的对接中，这是无法躲避的天然矛盾。“譬如直播内容、刊物定价、备货数量、物流派送、如何加印等等看似细小的环节，都是很现实的难题。但这也是文学期刊在进入互联网领域后都要必然、必须面对的事情。”

　　订阅整年刊物的黄金期是2月之前，这对《收获》来说时间紧迫。吴越告诉记者，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他们跑完了从对接到直播的全过程，最大的感觉是“事在人为”。

　　那么，促成这场“双向奔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传统文学刊物在与互联网拥抱时，或许动作有些笨拙，但我们并不缺乏互联网精神。合作首先是基于对彼此工作的尊重。互联网精神与文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阅读和上网都是一种信息的平权，都包容个体的差异性并且鼓励创新。我们相信，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到文学，有助于改变严肃文学或多或少被限定在某些认知樊笼里的现状。”吴越说。

　　主播董宇辉，无疑是两场直播取得不俗销售成绩的重要因素。“董宇辉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文学讲述中出色的表达，以及引发的共情，无不体现出他高超的能力。他如同一个‘信使’，在传统文学期刊寻找读者、文学魅力的社会传播等方面意义重大。”陈涛认为，事实证明这场合作达到了共赢，“与辉同行”帮助《人民文学》找回了许多读者，而这样的直播，又进一步提升了直播平台的文化品质。

　　酿“好酒”是第一要务

　　优秀的文学刊物也曾是那“深巷的酒”，直播让从业者认识到，文学的读者还在，只要寻找到合适的渠道，文学就有“破圈”的机会。

　　直播的热闹过后，一切又回到了“酿酒”日常，组稿、审稿、编辑……“直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学期刊面临的瓶颈，对此我们心知肚明。”陈涛说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对文学期刊而言，内容为王的道理是不变的，发现并刊发优秀的文学作品，酿出“好酒”，是从事文学期刊工作的第一要务，也是他们长期坚持的原则。

　　直播过去半个多月，吴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青年作家的投稿增加了很多。“有了更多的期待，酿‘好酒’的劲头就更足了。”吴越说，直播当晚大量的弹幕及迄今超过4000条的商品评论中，提到最多的是“亲切”和“信任”。“我们希望承接住这份信任，在每两个月的相会中，带给读者独属于文学的知心与感动。”

　　从直播延伸而出的话题尚在继续，比如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文学？

　　吴越认为，真正要在意的是——无论如何变化，无论载体为何，文学真正昭显的是人性，传承的是人类精神。与其讨论人是否需要文学，不如讨论我们的文学是否依然在洞察着人性？是否在伴随着人类精神那些幽微而深刻的变动？

　　“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学作为一切艺术门类的母体，如同空气一样陪伴着我们。”陈涛再次强调，“作为写作者，都应该心怀对文学的敬畏，不断深入生活，扎根大地，以真诚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书写好我们的生活与时代。”

　　陈俊宇(来源：工人日报)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