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 赤峰11月17日电 题：东方荷马史诗《格斯尔》在北疆小城焕生机

　　作者 奥蓝 白英夫

　　连续两个星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传习所，45位民间艺人每天都会上演《格萨(斯)尔》(以下简称《格斯尔》)的演奏PK。这是2023年格萨(斯)尔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图为2023年格萨(斯)尔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班的学员们正在展示《格斯尔》。胡斯楞摄

　　“这就是一种活态传承嘛。”自2013年起，这种培训班每年举办2—3次。《格斯尔》自治区级传承人尼玛敖斯尔是“常客”，每一次培训都有很多收获。“在这样的交流展示过程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创新的宝藏，如何让文物“走出博物馆”、让历史文化“活起来”已成为中国各地开展文化创新的积极探索。比如，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斯尔》。

　　《格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为中国三大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多民族共同创造，讲述了格斯尔被天界派下凡降伏妖魔、为民除害，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故事。《格斯尔》在民间多以民歌、民乐和故事书的形式广为流传，近年来还涌现出不少以此为主题的影视、舞台剧作品。2009年，《格斯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巴林右旗是蒙古族《格斯尔》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生态保护发展中心主任哈日巴日告诉记者，格斯尔文化是草原人民的智慧结晶，文化中蕴含着生态观及现代意义。“在我们这里，《格斯尔》不仅是史诗演述和神话传说，还融入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活动中。”

(资料图)图为人们正在户外演奏《格斯尔》。胡斯楞摄

　　当地对《格斯尔》的系统性抢救保护启动于1983年，各地学者、专家涌入这里，搜集、整理《格斯尔》传说故事，拍摄《格斯尔》风物，研究格斯尔庙的历史背景与研究价值。

　　田野调查之后发现，巴林右旗拥有全国唯一一座格斯尔庙和格斯尔敖包，另有100余处《格斯尔》传说风物遗址，至今保存着手抄本《格斯尔传》，民间也一直保留着格斯尔祭民俗礼节。

　　在巴林右旗，《格斯尔》项目旗(县)级及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有30余名。平日里，他们活跃在校园、社区、景区等地的各类民间舞台上。同时，他们还以师徒方式培养艺人。

　　《格斯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巴扎木苏今年89岁，不仅是中外演唱《格斯尔》艺人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还培养了4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是牧民家的孩子。“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接班人，把《格斯尔》一代代传下去。”

(资料图)图为金巴扎木苏正在给孩子们展示《格斯尔》的魅力。胡斯楞摄

　　2008年，巴林右旗被命名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2012年，“中国格斯尔文化抢救保护与研究基地”落户当地。

　　2010年和2018年，当地还先后成立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建立格斯尔传习所，通过组织培训、研讨、展演等活动，进行文化抢救、保护与研究。截至目前，已搜集口传《格斯尔》资料超1300小时，制作了《格斯尔》动漫、画册、舞台剧等文化产品，还发行了百集电视说唱艺术片《格斯尔故事》，这也是我国近40年来搜集整理《格斯尔》史诗工作中产生的第一部电视艺术科学资料片。

　　“卡通画册的形式特别适合孩子们，他们很爱看。”卡通画册《英雄格斯尔》出版于2022年，精选史诗中的经典篇章，采用儿童易懂的文字表述。大板蒙古族小学老师莲花告诉记者，孩子还根据自己所看所想，在老师的帮助下，创作了一部儿童舞台剧。

　　记者也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在当地，大家都以《格斯尔》为荣，诸如搏克、文艺演出等体育文化活动，幼儿园、驾校等机构，公园、射箭馆等公共场所都以“格斯尔”命名。

　　“要让《格斯尔》文化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喜爱并传承。”巴林右旗民间文化艺术联谊会秘书长敖斯尔说，这不仅是对历史和未来的尊重，也是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责任和使命。(完)

【编辑:钱姣姣】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止？究其根源在于政绩观扭曲、发展观错位、责任心缺失。

“政务上云”的初衷，原本是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为民办实事。然而现实中，有的地方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盲目跟风开发各种应用软件，为了上线而上线、为了创新而创新，仿佛不建几个微信群、不搞几个App就体现不出工作成绩。不去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反而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打卡、留痕上，热衷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应景造势、敷衍应付，重“量”不重“质”、重“形”而不重“效”，在这些偏离正轨的政绩观引导下，“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如同“牛皮癣”，成为顽瘴痼疾。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这是大势所趋。然而越是治理创新、技术迭代，越要强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细化管理，提高驾驭技术的能力。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典型的不作为、乱作为，也是懒政、怠政的表现。那种不考虑基层实际情况，搞层层加码、花样翻新的打卡、留痕，目的是为了规避自身责任。把群里“说了”等于“做了”，图片“传了”等于“干了”，拍照打卡就证明在岗了、工作了，实质是不敢动真碰硬、扑下身子解决真问题。工作落实停留在“指尖上”，热衷“轰轰烈烈走过场”、信奉“干得好不如晒得好”那一套，这种懒政思维成为抓落实的“中梗阻”“软钉子”，也让政策悬空、群众利益受损。

不合理的考核方法和指标，是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简单地将基层干部在政务App上活动的频率和表现作为标尺，过度追求留痕，异化为拿捏基层干部的“考核工具”。有的对工作软件下载量、活跃度等进行考核，盲目下达下载指标、根据指标进行排名，看表象、唯数字、玩虚活，造成“无效内卷”。定任务、打分数、搞排名，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却因考核标准不科学、不合理，背离了初衷，导致政务App成了基层干部的“指挥棒”，手机铃声成了基层干部的“紧箍咒”，让基层干部不得不抱着手机、围着满屏的App转。正因如此，不少基层干部对此苦不堪言、深恶痛绝。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出在“指尖”，表象在于“形式主义”，病根却在功利主义和懒惰思想。只有瞄准病根、对症下药，才能避免问题反弹回潮。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立足当下破除“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症结，又着眼长远不断健全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定能让基层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轻装上阵、干事创业。

相关阅读：

人民网三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之一：手机都快“瘫痪”了

(责编：徐玉涵、曲源)